结构性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针对特定对象而实施的特定类型的货币政策,主要目的是引导资金流向政策意图部门和促进结构调整。在国外的理论与实践中,该类货币政策常被称为Targeted Monetary Policy(TMP),中文可直译为靶向调整的货币政策(文献中也称定向调控类货币政策)。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是近年来货币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超低利率环境导致传统的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受限于财政赤字无法做到真正的宽松,量化宽松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经济的作用,但是在长期无法推动经济的实质性增长,还产生了资源错配和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难题。为了缓解总量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实施更加精准的货币政策调控,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纷纷推出了形式多样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代表性的包括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实施的扭曲操作、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的完全货币交易政策与定向长期再融资,以及英格兰中央银行实施的融资换贷款协议政策等。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货币政策也带有结构性调控的特征,包括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定时降准、定时中期借贷便利等。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一方面可以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全面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金融系统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又能以定向调控的方式弥补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流动性不足,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与结构性调整,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而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新发展之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防控常态化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了一定冲击,尤其影响了家庭消费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初期实施的总量宽松型货币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投资和产出的增长,但是释放的流动性更多流向了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流动性难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附加流动性使用的约束条件,引导资金进入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和消费行业,能够更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复苏。疫情期间,我国累计安排发放1.8万亿元专项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并使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较好地实现了恢复经济和稳企业保就业的目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信用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精准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贷款利率,扩大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量,满足其融资和资金周转需求,促进了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切实解决了中小微企业的燃眉之急。中小微企业的迅速恢复有效缓解了消费行业的困境,保证了就业率,增加了家庭收入和消费。
新发展之二: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碳排放过量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灾害频发,长期会影响宏观经济发展和导致生产力下降。中国提出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充分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工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升级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在2021年创设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来定向支持清洁能源重点减碳领域和煤炭清洁领域。创设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更好地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直达精准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绿色产业发展、低碳技术创新与高碳行业的转型升级。央行可以考虑进一步丰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工具箱,通过使用优惠利率、绿色再贷款再贴现、增设合格抵押品等措施,引导商业银行增加绿色金融的比重,定向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创新企业,通过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高碳企业的转型升级,优化能源结构。
新发展之三:促进“房住不炒”
高房价会增加居民负债,降低家庭消费,挤占实体经济信贷额度,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进而导致宏观杠杆率升高,房地产泡沫化趋势明显,加剧金融风险的累积。坚持“房住不炒”有利于缓解高房价对我国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波动,近年来我国使用了定向降准等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资金进入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通过定向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增加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既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又防止了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在控制房价过分上涨的过程中,我国尝试因城施策,针对不同城市采用不同的房贷利率,较好地促进了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定向调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利率,能够调控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引导形成良好的房地产供需关系与市场。与此同时,我国还尝试通过定向降低保障性、租赁性住房的贷款利率,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保障性与租赁性住房,通过为居民购买首套房贴息和定向提高居民二套房贷款利率保障居民的合理居住需求,有效抑制投资性和投机性需求。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共同发力,有利于支持与实现“房住不炒”的调控目标。
新发展之四: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年5月,党中央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可以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定向促进高端消费品生产企业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引导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推动需求侧管理;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向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释放流动性,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资金传导的堵点,让资金顺畅地从中央银行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传导至实体经济企业。值得注意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代表着不要外循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通过国外需求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只不过我们今天更需要高水平的外循环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可以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引导国内企业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迈进,促进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附加值。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逐渐加大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双重背景下,探索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精准调控过程中的传导机理,推动货币政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可以为精准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进行机制设计与决策参考,促进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变,并以此为契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跨国传导的复杂溢出效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DSGE多国模型与VAR数据检验”(72073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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