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2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这体现了关键历史时期国家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实际上，基础研究可以分为探索性基础研究和战略性基础研究。前者以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后者则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出发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基础研究，是当前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得有标志性科技成就。要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战略性基础研究以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为导向，有效结合了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基础研究的科学目标，是需求驱动型的科研活动，能够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源头供给和内生动力。

　　战略性基础研究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有利于加快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传统自由探索型科研活动虽然符合基础研究的一般规律，但是在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方面仍显薄弱。战略性基础研究能够集中优势基础研究力量和科技资源，联合攻关以关键技术需求为导向的重大基础问题，这是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的重要途径。二是有利于提升国家科技基础创新能力。当前，我国需要从根本上提升国家科技基础创新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要不断加强战略性基础研究、战略性新兴技术研究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促进三个层级相互支撑、相互影响，从根本上加快提升国家科技基础创新能力。三是有利于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动力。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并未充分带动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步提升。战略性基础研究以掌握全新科学原理为目标，在前瞻性和长远性的基础科学研究中不断突破，有利于推动产业核心技术步入新的技术轨道。四是有利于发挥科技创新资源的最大效能。战略性基础研究的基本要义是集中优势，整合创新要素，提高基础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强战略性基础研究能够实现多元研究力量的知识结构整合，使重大基础科技资源实现融合、共享、扩散与循环。

　　我们需要看到，当前我国基础研究还处于相对薄弱阶段。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基础研究投入结构相对失衡、研究能力相对薄弱、技术创新后劲乏力等方面。现阶段，高校及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仍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主体，但领跑世界科学前沿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一流学科的数量仍显不足。同时，基于科学的创新对产业的支撑作用不够，企业参与基础科学研究的意愿和需求互动不足，需要进一步营造支持和鼓励基础科学研究的社会氛围。

　　当今世界，各国科技实力的竞争日益转向基础研究能力的竞争。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必须集中优势科学资源，大力培育和发展以支撑颠覆性技术为目标、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战略性基础研究。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领跑重点领域科学前沿。通过自主创设研发环境，融通“管—产—学—研”在基础研究中的合作与成果转化，在重点领域加快形成世界科学中心。二是转变发展方式，从计划驱动转变为需求拉动。打破由单一主体提供基础研究的供给驱动模式，建立以产业创新升级为核心的需求拉动模式。三是优化资源配置，试点建设基础研究特区。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借助大科学装置、大科学工程等基础研究资源优势，试点建设基础研究特区。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融入“战略性基础科学研究核心区”职能，优化国家实验室总体布局。四是设立战略性基础研究基金，培育国家战略性科技力量。加快形成战略性基础科学研究共同体，建设国际高水平基础研究机构和研发平台，重点积累战略性基础研究成果。五是引入政府购买机制，保障可持续发展。通过政府购买、首购首用政策等，发挥政府对战略性基础研究的培育、引导和调控作用，不断扩大需求规模。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工程加速渗透与融合，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亟须高水平基础研究的供给和支撑，迫切需要深化对基础研究属性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需求牵引、应用导向的战略性基础研究。

　　（作者系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