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石。在中国财政学发展史上，有过两次重大调整。一次是以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编著的《财政学（初稿）》出版为标志，“国家分配论”取代“货币关系论”成为新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中国财政学正式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次是1998年“公共财政论”奠定了其在财政学中的主导地位，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我国日趋盛行，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却鲜有人提及。但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的变化对社会实践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特别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理念，将财政实践和财政研究推向国家治理领域变革的前沿，推进以“国家治理论”为核心的中国财政学教材重构成为当务之急。

　　西方财政理论存在两大缺失

　　我国目前的财政学教材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问题，特别是西方主流财政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财政实践，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缺失，即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中缺少对“国家”性质和类型的分析，以致将以美国为蓝本的“自由放任的多元主义”国家视为现代国家唯一正确的存在形式。实际上，不同国家的国情体制差别巨大，民主制度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发达国家的价值观亦存在明显差异。另外，由于西方财政学界以美国为研究中心，我国的财政学教材也受此影响。比如，“财政联邦制”的运作机理与美国的地方自治和选举制度密不可分，迥异于中国国情，但在许多教材中却成为解释我国分税制的主要理论依据。

　　其二是社会缺失，即市场失灵理论中没有考量社会因素，以致未能将社会问题作为财政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多数教科书以市场失灵为现代财政活动存在的理论依据，并由此诠释财政职能。但发达国家的财政收支绝大部分都与“社会”相关。一方面，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社会性、福利性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60%以上。按照OECD的定义，这类支出的目的就在于将国民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税收理论看，个人所得税相较于间接税的主要优点，就是有助于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可见财政收入中带有鲜明的社会性意图。对于中国来说，社会因素更是财政实践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与我国取得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相关的财政实践，并不能简单用马斯格雷夫财政“三职能”论中的收入分配职能来解释，而是要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

　　财政学教材脱离现实问题溯源

　　笔者认为，上述脱节问题的存在，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学术传统固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财政理论逐渐取代“国家分配论”，成为新的主流。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式微，以及拥有经济学研究背景的学者数量不断增加，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看法日益成为共识。这就导致即使在具体研究中意识到理论与现实脱节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但在总体研究框架上，很难摆脱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影响，在驾驭“国家”与“社会”因素方面更是困难重重。

　　第二，理论储备不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瞩目成就，在实践层面为国内财政学者质疑西方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其在理论层面仍未能合理地消化吸收西方学术成就，实现自主理论的创新与完善，进而将中国实践的特殊性转化为理论上的一般性。即使在个别领域存在理论突破，但像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一样，能够在哲学观、方法论等各个方面都得到支撑的系统性理论尚不存在。当前的财政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西方理论框架+中国实践经验”的组合，但使用这些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现实，倘若不使用这些理论，就易导致教科书体系碎片化，可谓左右为难。

　　第三，写作框架单一。演绎法与归纳法是两种主要的论述框架。西方主要的财政学教科书基本采用“演绎法”的写作框架。首先通过经济学分析得出若干价值标准，然后以此为据对各个领域中的财政现象合理与否进行评判。这些价值标准都是基于西方国家发展经验而归纳的产物，对于与这些经验不符的实践活动，天然就带有忽视或否定的倾向。我国的财政学教科书在参考西方教材的同时，也引入了这一特征。尽管许多教材作出了本土化的努力，充分使用中国的数据和案例，但却无法改变价值判断的倾向性。相比之下，参考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基本结论，主要采用归纳法的论述框架，不预设立场地从自身实践中总结经验，以事实为准绳判断财政实践成败，应当是更切合我国实际的财政学教材写作方法。

　　切实推进中国财政学教材重构

　　首先，坚持教材编写视角的多学科原则。推动财政学教材的编写者与讲授者吸收融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在此基础之上对财政现象做出充分解释，特别是要正确认识中国财政实践的特殊性。既要避免戴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色眼镜”而对中国财政实践产生理论偏见，也不应为了迎合中国现实而否定现代财政发展的一般规律。相较于西方财政学教材单纯强调经济学视角，新时代的中国财政学教材有必要增加国家与社会视角，从而对现实进行更为客观实际的刻画。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得到新中国财政实践印证的观点为核心，在继承“国家分配论”中“财政以国家为主体”思想的同时，注重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把对财政本质的理解提升到支撑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上来。这也恰好与中国古籍中财政为“治国安民之本”的理念遥相呼应。教材编写应当致力于展示现象，提供分析现象的理论线索，并鼓励读者进一步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此过程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在财政中的作用都能得到体现，财政的职能也不仅仅依据市场失灵理论而圈定在经济范畴之内，而是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弥补西方财政理论中“国家缺失”与“社会缺失”的局限性。

　　其次，坚持教材写作框架的归纳法原则。西方财政学教材以经济学范式作为统领全文的价值标准，其最开始的章节一般都在介绍经济学基本理念与方法。采用归纳法的论述框架，意味着在区分出各个财政学领域后，每章都要对涉及的领域进行基本概念、原理和典型事实的介绍，不预设价值判断，以实践结果作为理论合理与否的评判依据。对于较为复杂的问题，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但不下结论的做法。相应的，历史背景、制度演进等时序性因素所占的篇幅必然有所增加，财政史在理解财政现象中的作用也会更加突出。对于中国的财政实践，更要对其来龙去脉作详细说明，至少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实践进行梳理，以免割裂改革前与改革后财政发展的一体性。有些领域（如财政体制中的郡县制传统）甚至需要更久远的追溯，毕竟鉴古知今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传统。以事实、史实为基础讨论中国财政学基本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坚持教材选取内容的本土性原则。中国财政学教材必然要立足于对中国现象的说明和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实践及相关理论的诸多创新为创造“中国奇迹”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在教材写作中，不但需要对财政诸领域的重大实践活动进行理论阐释，而且应对中西财政的理论异同和实践差别进行客观剖析，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个方面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借此讲授“中国故事”，帮助读者客观认识中国国情，在认同“中国道路”的同时，自觉增强理论自信与学术自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