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以第三方支付，特别是移动支付为主要代表的非现金支付手段发展迅速，渗透到了居民消费、家庭理财、小额信贷等日常支付领域，打破了长期以来现金在这些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似乎“无现金社会”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从货币形态演进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去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人们厘清未来数字货币和现金的发展趋势。
货币形态演变与“现金”的产生
作为货币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现金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货币起源与形态演变的分析。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货币本质上是以物的形式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会通过不同的物质形式反映出来。由于货币的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而抽象劳动本身就是无形的、不包括任何自然物质形式的，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内在抽象的社会关系与外在具体的物质形式之间的矛盾会愈演愈烈，最终货币势必会不断地突破附加在其身上的一切物质形式束缚，数千年来货币形态的演变进程正是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
货币形态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商品货币、金属货币以及信用货币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货币形态又可细分为原始货币、金属铸币、劣质铸币、纸币、银行券、电子货币等多种形式。在最初的商品货币和金属货币阶段，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货币能够反映出该阶段社会商品的总价值。然而，一方面，黄金等实物货币的供给能力是由具体的生产条件支配的，生产力的提升会加大黄金的供给力度；另一方面，黄金等实物在作为纯粹的商品货币使用时会停留在流通之中。因此，有限的黄金储量难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物货币无法反映该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商品的总价值，使得经济陷入了紧缩状态。
为了避免经济的持续紧缩，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信用制度与信用货币便应运而生，“现金”的概念正是诞生于现代信用制度下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事实上，在该体系建立之前，商品货币、金属货币等流通中的货币都可以被视为“现金”，而在信用制度建立之后，现金便作为与信用货币相对立的一种特殊货币存在形式而被确立。可见，现金的产生是以信用制度的出现为前提的，人们对于流通中现金的需求也必将随着信用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而逐渐改变，未来现金的使用情况将取决于信用货币的发展趋势。
信用货币的发展对现金的影响路径
作为信用制度的产物，现金的发展趋势只有在信用制度发展的逻辑框架下才能真正厘清。在信用制度建立初期，信用货币主要表现为以银行券为代表的可兑换信用货币，随着这类信用货币规模的膨胀，出现了发行数量波动剧烈、货币投机盛行以及传染性挤兑等银行券风险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政府通过建立货币当局制度来逐步垄断可兑换货币的发行，使得由中央银行发行、经国家信用背书且不可兑现的法定货币成为各国政府普遍接受的货币形式。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将法定货币存于商业银行的特定账户中，使之成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计入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因此，银行准备金成为商业银行获取央行法定货币的有效依据，商业银行以此为基础创造出用于流通的信用货币。
不难发现，在准备金制度下，商业银行信用货币创造机制会受到中央银行的制约，而其主要制约力量是以现金形式存在的准备金，这类准备金不仅不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名义收入而且还会影响其发放贷款的额度，进一步降低利润。具体而言，一方面，作为一类特殊资产，现金不会给银行资本家带来任何利息性收入，即其不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另一方面，作为信用贷款的制约性因素，以现金形式存在的准备金能够遏制信用货币的肆意扩张。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改变了传统商品货币的流通形式，代之的是货币资本的流通形式，其流通的目的是更多的货币。当货币被投入流通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时，资本就出现了。根据信用货币与资本的联系，货币的社会性可以通过由商业银行等私人部门创造的经过社会化生产而被赋予社会性的信用货币表现出来。因此，以现金形式存在的准备金会通过影响货币创造渠道来干预各类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索取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类资本家们势必会联合起来，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来创造出更多的信用货币以消除准备金对其的不利影响。
尽管后凯恩斯主义认为，短期内商业银行创造出的信用货币并不会受到准备金的实质性影响，从而信用货币是由私人信贷需求和银行贷款意愿共同决定的，但是私人或银行部门的信贷需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长期的准备金制度下形成的。为了突破当代信用制度对其资本积累的束缚，金融资本家们先后发展了影子银行业务、第三方支付业务等非传统金融业务，通过绕过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准备金制度的制约来创造出更多的信用货币。与此同时，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移动支付交易的便捷性成为资本家们打压现金支付、提倡非现金支付最为响亮的口号。这种支付方式不仅能够帮助金融资本家们绕过准备金的制约，加速资本积累从而获取剩余价值，还能利用其监管漏洞从事监管套利行为，对居民进行“金融掠夺”以获取收入。因此，在信用货币阶段，“去现金化”并不仅仅是货币形态演变的自然现象，也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创造更多信用货币、扩大资本积累而产生的社会现象。
未来现金的发展方向
尽管“去现金化”现象来势迅猛，现金在支付总量的占比不断下降，但其阻力仍然存在。一般认为，网络基础建设的非平衡性、移动支付的安全隐患、消费者的支付偏好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均会重塑现金的价值，从而对“去现金化”形成阻碍。但是，由于“去现金化”产生于资本对现代信用约束的突破，故现金的生命力来自这一突破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事实上，现代信用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结构使得信用货币由商业银行创造并受中央银行制约，但是竞争的强制力以及金融资本家对货币权力的渴望使得信用货币体系产生了异化，其不再是社会商品总价值的反映，而是资本家追求交换价值的有效工具。货币品质的不稳定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并导致货币危机或经济危机，从而又反过来降低资本家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尽管现代信用货币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高等级的货币对低等级货币的稳定作用，如中央银行对于商业银行，但是如果这一体系的顶端仍然是在现代信用货币基础上建立的超主权货币，那么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因此，作为资本积累与货币稳定的矛盾统一体，现行的信用货币体系无法长期维持二者的相对平衡，在这一体系下的“去现金化”只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从而产生对抗“去现金化”的阻力以防止危机产生。
实际上，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为解决现行信用货币体系的矛盾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一方面，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点对点的交易能够缩小公众和央行的距离，降低公众对商业银行的依赖度，从而加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调控力度，维护货币的稳定。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生产计划的调整和交易方式的优化能够提升社会化生产的扩张速度。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去实物现金化”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只要“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仍然存在，作为调控货币发行的现金就不会消失。因此，目前我国出现的“去现金化”现象并不意味着无现金社会即将到来，而是现行信用货币体系突破自身缺陷并向数字货币体系转型过程中“去实物现金化”的具体表现，是现行信用体系尚未打破、未来数字信用体系尚未形成时的一个时代截面。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够高度使得信用体系能够突破传统的二元模式时，央行便可以不经过商业银行而直接通过自身数字账户完成公众间的点对点交易。届时，人们或许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无现金社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