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巴雷特     受访者\供图

■乌尔里希·舍特尔    受访者\供图

　　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切实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了热烈反响，在各学科、各领域、各单位的学术会议、学术论坛和学术讨论中，基础研究都成为热词和关键词。

　　当前，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国家富强和增进社会福祉的重要标志。破解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难题，不仅需要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更要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研究是探索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过程，其目标是揭示自然界的本质和真相。近年来，学者发现基础研究还是促成突破性科学发现的必要条件。此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长期资助能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围绕基础研究在全人类共同发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外国学者。

　　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是突破性科学创新的前提

　　《科学》系列期刊主编霍尔顿·索普（Holden Thorp）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精准癌症医学中心主任迈克尔·B. 雅菲（Michael B. Yaffe）表示，各国政府日益关注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贡献，不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菲利普·巴雷特（Philip Barrett）等人在《基础科学为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文中探讨了基础研究论文与专利论文之间的引用差异。研究人员发现，基础研究论文的引用数量大约在8年后达到峰值，而专利论文在3年后达到峰值。由此可见，基础科学研究比应用科学研究的传播范围更广，影响的领域和国家更多，保持相关性的时间也更长，因而具有推动科研创新的长期优势。

　　除此之外，索普等人还发现，实验室引进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反而暴露了科研人员对基础科学知识掌握不足的问题。诸多研究显示，机器学习技术在某些方面效率较高，但数字技术的不足之处也有目共睹，例如算法无法为它的判定结果或分类行为给出简单易懂的解释。此外，用于训练算法的过往数据一般都具有局限性和文化偏见。索普等人表示，在医学领域，缺乏基础研究功底的科研人员一旦没能及时发现算法的误判或分类漏洞，发生医疗事故的风险就会增加。面向未来的科学发展仍然离不开人类的洞察力和创造性思维。因此，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学者仍然需要从基础研究中学习大量知识。

　　基础研究推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如果说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基础研究在推动生产率的长期提高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巴雷特等人表示，新冠疫情不但影响了各国的财政收入，推迟了气候行动，甚至可能使经济发展成果倒退数年。当前，各国迫切需要促进经济恢复，增加税收收入，以便为各大公共项目提供资金。巴雷特表示，“是否扩大基础研究更多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意愿，而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环境”。

　　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乌尔里希·舍特尔（Ulrich Schetter）在采访中提到，真实世界的基础研究投资收益往往难以测量，这是因为要想让基础研究的投资成果反映在创新产品或生产过程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因此，基础研究的公共支出总是面临压力，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各国政府需要应对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和预算限制。考虑到政府投资基础研究的社会回报通常超过其成本，舍特尔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延续疫情前的基础研究投资趋势。

　　投资基础研究对地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舍特尔谈道，“研究机构不仅为地方提供了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还创造了加入科技合作网络的机会。最终，基础研究投资提升了地方经济的竞争力，使得它们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础研究发展和国内经济活动之间不是一种单向关系，由基础研究生产的科学知识需要经济竞争力才能转化成经济效益，基础研究主要通过促进私营部门的研发创新来间接影响经济发展。此前一项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产业专业化程度将影响它在不同行业的创新潜力。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国内经济越发达、越多样化，其创新潜力就越高，政府投资的基础研究所带来的国内收益也就越大。舍特尔表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地方经济从基础研究中吸收新创意，并将其转化为创新产品或生产过程的能力较弱，政府注重提升经济竞争力尤为重要。

　　巴雷特表示，以科学发现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往往为专利授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则是衡量技术创新的一个指标。巴雷特等人的研究表明，专利申请量每增加1%，劳动者的人均生产率就会提高0.04%；当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存量永久性增加10%，该国的生产率将提高0.3%。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基础研究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影响将远超以上平均值。

　　公平分享基础研究创造的福祉

　　巴雷特谈道，基础研究通过多种渠道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首先，从基础科学知识中诞生的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其次，基础研究成果促进了产品多元化，扩大了市场的选择范围，增加了社会福祉。也就是说，基础研究推动的技术进步既让人变得更富有，又增加了可供大众消费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包括医药创新等具有极高社会价值的产品。考虑到基础研究经常涉及跨国合作，以上两种改变机制在国际层面也创造了一定的福祉。

　　不过，米兰大学经济、管理和定量方法系教授马西莫·弗洛里奥（Massimo Florio）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提出，人们并没有公平享受到基础研究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如在癌症药物的生产研发中，政府对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资助占比相当高，甚至占据制药公司研发成本的45%—55%；同时，此类药物的价格极高，制药行业获得了超高利润。至此，公民先是以纳税人的身份资助了耗时长、风险大的基础研究，接着又作为患者直接或间接地支付了药品价格，最后还作为私营公司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参与者贡献了个人数据。弗洛里奥指出，由于资本所得税普遍比劳动所得税低，大型私营公司的投资者将基础科学技术知识资本化后获取了经济利益，积累了巨额财富。对此，弗洛里奥表示，决策者需要重视基础研究的社会经济效益分配不对称问题，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公正。

　　舍特尔表示，“确保基础研究投资转化为积极的社会影响并不容易。即便取得了成功，诞生于基础研究的技术创新也不一定能惠及整个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科技创新供应方的收益往往比消费者的收益更加集中。舍特尔认为，因此，人们更要关注技术转让和创新政策如何提升地方经济的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