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殷周古文字的一种类型，因其载体是青铜器而得名，正如甲骨文也是殷周古文字的一种类型，因其载体主要是牛胛骨、龟腹甲和龟背甲而得名。我们学习与研究金文，需要熟悉殷周青铜器的类型、纹饰等相关知识，唯有如此，方能较准确地判断金文的时代及其撰述之目的。而且，学者给金文（青铜器）所命之名，其中就包含有青铜器的器类，如毛公鼎、利簋、录卣、令彝、师永盂、裘卫盉、散氏盘等。如果不识或误认铜器类型，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和利用金文。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等专著，已系统论述殷周青铜器的类型、纹饰、功用、断代等相关专题；张懋镕主编《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丛书还通过一系列专著，详细论述各个器类的发展演变。这些著作卷帙浩繁，论述细致深入，是研究殷周青铜器分类的必备参考书。2020岁杪，李零发表的《商周铜礼器分类的再认识》一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1期），是此专题的新作，进一步探讨“爵”的形制、功用等问题，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在持续进展。笔者拜读前人成果，参以己见，撰此小文，扼要讨论殷周青铜器分类的一些关键问题，希望能促进金文断代工作及相关礼制研究的进展。

　　需要说明的是，殷周青铜器，按其在礼仪和人类活动中的使用方式，大致可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等几大类。此外，还有车马器等杂类，因与金文关系不大，本文暂不详述。无论是殷王朝，还是周王朝的青铜器，都包含上述几大类型。但殷周王朝在其政治、礼仪等文化制度中，对不同器类各有侧重，如殷代酒器特别发达；而且各大类中的具体器物也有差别，如周代酒器的代表器物是壶。下文之论述，也着眼于殷周文化之特性及其继承与演进。

　　殷式酒器和周式酒器

　　青铜酒器与殷文明有着密切关系。李学勤《青铜器入门》曾总结说，殷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殷王朝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也突出反映在酒器种类的丰富多彩方面。殷代青铜酒器的主要种类有觚、爵、角、斝、尊、卣、彝、觯、觥、壶，学习、利用金文必须对此有所了解，近年古文字与考古学者提出给个别器类改名，成为研究热点，其讨论也集中于酒器。

　　觚、爵在殷人墓葬中往往成套发现，成为考古学者判断殷墓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套数越多，墓主身份越高。觚是一种侈口细腰铜器，有喇叭形口和圈足。殷代也有方觚，其口与足就是方形而非圆形。殷周青铜器中其他种类，也基本兼有方圆两种造型，如圆形鼎与方形鼎、圆壶与方壶，并不限于觚。李济曾专门研究过殷墟出土的方形器与圆形器，认为方器制作难度大，纹饰繁多，比圆器等级要高，这些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但随着材料积累与丰富，我们认识到，礼器中的圆方之别并非在于纹饰、等级方面，需要结合具体材料，再做研究。学界对觚之功用，近年有了新的认识：王占奎、严志斌等学者指出，觚常与所谓“柄形器”一起使用，很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祼礼所用礼器。爵与觚一样，也是殷式酒器的代表器物，其特点是：拥有卵形圆底器身和三个较长的尖足；器身一侧有“鋬”，即半环形把手；爵的口沿向两边伸出，一边是“流”，即倒酒的开口，其截面为半圆形，另一边收尖，称为“尾”，在口沿上还有两个“戴帽”立柱，位置在流和尾之间。爵亦有少量方形器身和四足的，但其口沿和立柱结构与圆爵差不多。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爵有兽首形盖，如殷墟出土之寝鱼爵，其盖与觥盖类似，亦有助于认识觥之形制。但保存至今的爵，大多失盖。

　　与爵关系密切的酒器，是角和斝。角和爵的造型非常相似，唯一区别是角的口沿两边都是尖尾，且没有立柱。角没有开口较大的流，其盖也不做成兽首形装饰，造型简单，带有一钮方便提起。斝的造型也与爵相近，但其口沿呈圆形，且体积比爵、角都大。斝和爵一样，口沿上也有两个立柱，斝没有大开口的流，故其盖基本为带钮的平盖，不作兽首形装饰。爵、斝口沿上的立柱，其功能不详，可能和固定其盖有关，李零新作也有类似看法，即怀疑爵、斝双柱与器盖配套使用。斝与爵的区别，除其体形较大以外，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即有的斝是袋足，与鬲足相近，便于温酒。与爵一样，斝也有方形的，还较为常见，称为“方斝”，其口沿呈方形，并有四足。

　　尊也是殷式酒器的典型器类，器身呈筒形，有大侈口与圈足，像是加大加粗版的觚。尊和觚一样，无盖，无鋬，无流，需要用斗或勺挹取其中酒液，而不能像爵那样倒酒。尊也有器身、口、足都呈方形的，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四羊方尊、亚醜方尊等，学者多沿用李济说，主张方形尊属于身份较高的贵族。卣是经常与尊一起使用的酒器，李学勤《中国青铜器概说》指出，尊卣或尊彝组合是尊贵的酒器。卣的最大特点，是器身上靠近口沿处有一个半环形提梁。卣一般是圆形器身，敛口有盖，带有圈足的；此外也有方形敛口的卣，其足则呈方形。卣还有少数是直筒形、壶形的，但其特征都是带有提梁。觯的器形与尊近似，其特点是器身直径更大，口沿则较收敛，显得“大腹便便”。觯口小，可以加盖，这也是其与尊不同之处。彝，也称方彝，多呈方形，有斜屋顶形的盖，整体造型就像宫室，很有特色。个别彝也有提梁，如近出的义方彝，与义尊同出，就带有提梁，严格来说也应称为义卣。李零新作也指出，方彝加提梁，类似“提梁卣”。殷代也有整体为鸟兽形的带盖酒器，学者一般也称为尊，如鸮尊、象尊、牺尊等，但其装饰性较强，与一般筒形尊是不同的。

　　觥是一种较奇特的酒器，兼具爵的大开口流、兽首形盖和器身一侧的鋬，与尊的器身，像是介于爵类器与尊类器之间的类型，体积适中，同时也兼具二者的功能，即像尊一样储酒量大，同时像爵一样有流有鋬，方便倒酒。尊有方尊，觥亦有器身为方形的，方觥的足亦转变为方形，不作圈足之形。少数觥，有四尖足，类似方爵。也有个别觥，整体造型为兽形，如妇好墓出土的牺觥，其四足就作兽足之形。总之，觥的主要特点是有开口流、半环形鋬、兽首形盖，器身主要呈圆形，少数为方形。

　　壶是殷周王朝一直使用的酒器。壶的特点是，口小有盖，颈部较细长，腹部较大，有圈足。与其他酒器相比，壶的造型易于储酒，酒液不易挥发。殷式壶一般无耳，西周、春秋青铜壶多装饰衔环兽首耳，或兽形耳，但其耳基本也是装饰作用。壶出现较早，在殷代并非主流酒器，西周中期以后基本废除殷式酒器，只保留了壶，从这个角度看，壶是西周酒器的代表器种。壶易储藏酒液，而非用于经常饮酒之器，与西周禁酒制度相适应。

　　殷王朝酒器种类丰富，成为殷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西周王朝建立后，在其早期沿用殷代政治、礼仪制度，同时怀柔、任用臣服周王朝的殷遗贵族，全盘接受与继承殷文化，全套殷式酒器因此得以保留使用，无论是殷遗贵族，还是以姬姓为核心的周人贵族，都继续铸造使用酒器。这就是所谓“周承殷制”。西周中期以后，特别是穆王以后，在礼制变革的大环境下，殷式酒器基本式微，包括上述的觚、爵、角、斝、尊、卣、觯、彝、觥等器，均废止不用，唯一保留的酒器就是可以长期储酒的壶，可见西周中晚期形成的礼乐文明，与殷文明有很大不同，即大大减少了燕飨祭祀等礼仪场合中，酒器的使用。西周早期继承殷制，与穆王之后的礼制变革，均说明殷式酒器流行与使用的年代下限，在西周穆王之世。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掌握了一个判断金文时代的工具，即殷式酒器上的铭文，一般不会晚到西周穆王以后。

　　需要说明的是，殷代青铜器，其自名通称为“彝”“尊彝”，是普遍现象，酒器亦概莫能外，其铭文中也不见专名，故上述觚爵等器名，都是宋代以来，学者所命名，学界约定俗成而已。这些命名，有的得到殷周古文字的印证，如“爵”字正像三足两柱有流之形，“卣”字正像圆腹有提梁之形。近年，有学者据西周晚期伯公父勺器铭“作金爵”一例材料，主张爵应是伯公父勺这类有柄圆口圈足之器，而三足两柱有流器要改称为觞，此说以少数晚期材料立论，忽视了殷代及西周早期酒器通称为彝的现象，尚待讨论。另外，也有学者据近出内史亳觚自名为“同”一则材料，主张觚应称为同，也是未注意到殷式酒器通称为彝的事实，内史亳觚铭中的“同”，实为彝之义符，其他殷式酒器铭文中的“彝”字，就有从“同”之例，故觚之旧称，仍可沿用。殷周酒器中，唯一在自名中有专称的是壶。上面已谈到，西周中期废弃殷式酒器后，只保留了壶，改制后铜器自名不再用通称“彝”，而改为各器专称，这才是壶有其专称的根本原因。

　　食器

　　殷周青铜食器主要有鼎、鬲、甗、簋、盨、簠，其中盨、簠在西周中期以后才出现。鼎是殷周青铜器中，广为人知的种类。鼎起源甚早，殷代已有圆鼎、方鼎。圆鼎三足两耳，方鼎则有四足，武丁时代所作的著名的司母戊鼎即为一大方鼎，是目前所知体积最大的殷周青铜器。殷墟西北冈M1004号大墓出土之牛鼎、鹿鼎，也均为大方鼎，当是烹煮牛、鹿所用器物。殷代圆鼎之典型，可举殷墟后冈出土戍嗣子鼎。殷末与周初，方鼎形体则普遍较小，如近出坂方鼎、子方鼎（荣仲方鼎）都不大，西周中期以后方鼎已很少，故在金文断代工作中，方鼎也是一个参考标准。西周时代形体较大的是圆鼎，如大盂鼎、毛公鼎均是圆鼎。我们今天常说的“三足鼎立”，就是取自圆鼎形制。殷代之鼎自名也是通称为“彝”，极少有专称，仅后冈所出的戍嗣子鼎铭有之，自名却不是“鼎”，其字从“匕”从“束”从“鼎”从“火”，正像鼎下生火烹煮之形。西周中期改制以后，鼎之自名逐渐普遍，西周晚期还出现列鼎现象，如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之逨鼎大小共12件。鬲也是烹煮器，但形制普遍较小，其足为中空的袋形，这是鬲与鼎区别的主要特征。袋足容易导热，有利于快速煮熟食物。鼎、鬲功能接近，其自名出现专称后，也有相互混淆的情况，即有的鬲自名为鼎，个别鼎自名为鬲，前一种情况较多，而后者材料很少。一些鼎鬲有盖，基本是带钮的平盖。甗是蒸食物的器物，其下是鬲，其上是甑。甑是直腹敞口器物，下部有孔，可使水蒸气上升，做熟食物。甗在殷代就已出现，其自名也是通称的“彝”；直到西周早期，甗仍大多称“彝”“尊彝”，只有极少数有专名“獻”（即甗）；西周中期改制后，“獻”之自名，逐渐普遍使用。

　　簋与鼎不同，是盛食器，也是殷周青铜器中常见器类。典型的殷式簋为圆形圈足，口沿稍微外侈，器壁较直，腹微鼓，有两耳，多不见器盖。此种形制对西周早期青铜簋影响很大。另一种殷式簋，腹较深，无耳，在西周已基本不见。西周早期有一种方座簋，如著名的利簋、天亡簋，其外观庄重，器身整体抬升，属于精心铸造的礼器。从殷周文化连续的角度看，方座簋也是继承了殷代形制，并非西周所创造。天亡簋有四耳，其造型更为繁复。至西周中期，簋形制有明显变化，即口沿内敛，腹部外鼓，大多有盖，没有方座，圈足下或有三短足。西周晚期簋，最知名的是厉王自作的胡簋，器体很大，号称簋王，下有方座，两耳造型夸张，有复古倾向。殷代与西周早期，簋自名基本也是“彝”“尊彝”，西周中期始基本自名为“簋”，其字从“皀”从“殳”。列簋制度，与列鼎一样，在西周早期继承殷制的大环境下，尚未形成，主要出现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

　　盨是西周中期偏晚，从簋发展变化而来的器种，流行于西周晚期，其特点是器身为圆角方形，一般有盖。盨之自名，即其本字，从“须”从“皿”，或从“金”，或从“米”，其中“须”为音符，“皿”“金”“米”均为义符。因其来源于簋，有的盨也自名为簋。簠为方形器，侧视为倒梯形，口沿为长方矩形，其盖与器身的形状相近，侧视为正梯形。簠流行于西周晚期与春秋时代，也是簋的一种变体，然有学者指出周初即已有簠。簠之自名为匚（读音为方），其所从音符多为古，亦有故、（胡），其所从义符有金，字形变化较多。盨、簠和簋一样，是盛食器，然其出现较晚，未经历铜器普遍自名为彝的时代，故自名皆为专称。

　　水器

　　殷周水器主要有盉、盘、匜、盂。盉是殷代、西周时期常见水器，其特点是器身上有一长管状流，及一半环形鋬， 可以倒水供盥洗之用。盉之主要形制有二：一是球形器身，或称罐状，下有三足，颈较长，有盖；另一类是鬲形器身，有三至四个足，足根均为袋状，也都有盖。还有少数盉器身为扁壶形，侧视为圆形，有鸟形盖。此外，殷代还有一种封顶盉，管状流置于拱起的顶盖上，其器身为鬲形，有三至四足，典型器如殷墟M1001大墓出土的左、中、右盉。殷代与西周早期，盉的自名也基本为“彝”“尊彝”，至西周中期则多用其专称“盉”，其字从声符禾，与义符皿。西周晚期，倒水器发生较大变化，管状流改为大开口流，器身也拉长，这样盉就转变为匜，并沿用至春秋时代。匜基本是四足，也有盖，但保存至今的匜多失盖。匜出现较晚，其自名就不用通称“彝”，而用其专称，都是用“它”字假借为“匜”的。

　　盘是与盉配套使用的水器，即承接水流的器物，其纹饰也多为龙、蛇、龟、鱼等水生动物。殷周之盘，其器形基本较矮，腹浅，俯视为圆形，圈足无盖，有两耳。盘之自名，从殷代以来，即为“般”，此字从“舟”从“攴”，有搬动之义，亦常增加义符“皿”而作“盤”。考古发掘过程中，盘与盉、盘与匜经常一起出土，即盉、匜置于盘中。

　　盂是一种深腹形器，口沿微侈，壁较直，有圈足、两耳，个别器为三小足。盂一般被认为水器，然也有自称“饭盂”者。盂之自名，自殷代以降，皆为“盂”，其字从“皿”，“于”声，而不称“彝”。这是异于酒器、食器和盉的。近年，山西翼城大河口村霸伯墓地出土霸伯盂，铭文长达116字，详细记述了西周贵族社会的宾礼，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

　　乐器与兵器

　　殷代青铜乐器，铙是典型器种。铙与钟形近，但其放置方式是甬部在下，开口向上，故其纵截面呈倒梯形。铙基本未见自名，铭文也很简短，只有族徽。西周青铜乐器的代表是钟，钟在西周中期即已流行，至西周晚期出现编钟，如晋侯墓地所出的晋侯苏钟，贵族社会“钟鸣鼎食”之气象由是形成，至春秋战国时代，编钟已成为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钟铭一般铸造或契刻在钟体的钲部上，会避开纹饰之篆、突起钟枚，此外也常见于钟口两侧的鼓部，少数见于甬部。学习和研究金文，须熟悉钟的各部位的名称，至少要知道甬、钲、鼓。钟的自名皆为“鐘”，即从金童声，其中的童部大多又是加注东这个声符。鎛主要使用于春秋战国时代，其形制与钟相比，鎛口齐平，横截面为椭圆形，不像钟口沿中部有向上收的弧度。鎛之自名皆为“鎛”，即从“金”，“尃”声。钟鎛是周代礼乐文明的重要代表，其铭文往往铭记功勋，称颂祖先，祈求福禄，可寻求当时很多强宗大族的史迹。

　　戈是先秦时代兵器的典型种类，其使用上溯殷代，下迄战国，历史悠久，保存至今的文物数量甚多，约1500件。戈前部为锋刃，后部为内，下刃后部向下延长的部分为胡，戈中部孔洞为穿，方便系绳将戈固定于柲部。殷代、西周的戈铭主要铸于内部，基本为族徽、人名之类的短铭。春秋时代戈铭铸于胡上者居多，内容也基本是记录作器者人名和身份。战国戈铭刻于内部者居多，内容则以“物勒工名”为主，记录监造者、工师、冶（工匠）三级人物之名。

　　殷周青铜器的社会功用

　　以上概述殷周主要青铜器的种类、特点及其自名，希望能为金文学习与研究者提供一些便利。需要说明的是，学界长期以来将青铜器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等大类，只是出于学术整理与研究之目的，结合学者既有之认识，据其器物使用方式，提出的一种分类体系，严格说只是考古学或青铜器学的学科概念。我们如要说明殷周青铜器的社会功用，则要结合其铭文，与其自名，以古人之视角，来作客观之分析，现略述一二如下。

　　殷代之铜器，不分酒器、食器、水器，均自述为祖先制作“彝”“尊彝”，且铭记祖先日名、家族氏名（族徽），故其社会功用，皆为祭祀祖、妣、父、母、兄等祖先。殷器之制作与铸铭，着眼礼器之整体，而非一器一物之个体，故通称为“彝”，基本不用其专称。西周早期，周王朝沿用殷制，作器铸铭，也是不论酒器、食器、水器，均称为祖先制作彝、尊彝，且与殷代相比，更频繁使用“宝尊彝”，故此一时期，铜器之社会功用也基本是祭祀祖先。当然，西周早期也有少数铜器，使用其专称之例，说明所谓周承殷制的现象，也非铁板一块，时移世易，礼制也出现微小变化，只是未撼动主流文化。

　　西周中期以降，特别是穆王以后，周王朝在礼制文化上有重大变革，摒弃殷制，树立所谓“礼乐文明”之周礼，其在政治制度上之巨变，即废殷以来之赐贝制度，而推行册命制度。关于殷代赐贝制度，及其在西周早期的沿用，可参见拙文《论殷金文的特征体系》（《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1期），此问题容再撰文详论。西周改制，反映在祭祀等礼制上，最明显的变化，如上文所述，是不再使用殷式酒器，如觚、爵、角、斝、尊、觯、卣、彝、觥，仅保留能长期储酒的壶；与此相应，作器铸铭也不再使用祭器之通称“彝”“尊彝”“宝尊彝”，而改用其鼎、簋、盉、盘、壶等专称作为铜器自名，反映对器物个体的重视，器铭上“万年子孙永宝用”“用祈湏寿”等嘏辞，也流露出对家族绵延的现实关怀，这一点在西周晚期金文嘏辞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希望祖先能降以福禄、纯佑、永命（长命），期冀平安长寿，得到天子长期重用。一言以蔽之，西周中晚期器铭所记其社会功用，也基本是为祖先、宗庙制作祭器，少数提到用于燕飨朋友、同僚、宾客及出入王命的使人，说明在祖先崇拜氛围浓厚的西周时代，礼器现实燕飨的政治功能也是存在的。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周王朝内外服贵族，为加强其政治势力，扩大其生存空间，积极加强政治联姻，反映在礼器及器铭上，即媵器数量有较大幅度增加，在春秋之世成为时代潮流。春秋时代是殷周贵族宗法社会之尾声，贵族作器铸铭之目的，已不局限于传统的祀祖、敬宗、合族观念，也考虑到其现实的政治、生存需求，除祭祀以外，也用于燕飨、联姻。此外，在钟鸣鼎食的春秋时代，铜器已渐从礼器向用器转化，如铭文提到“用征用行”，就是用作行器，而兵器则更明显是一种实用器了。

　　战国时代七雄并立，任用官僚，实行编户齐民的统治方式，青铜器从宗庙重器转为日常用器的趋势，日益显著。以鼎为例，器铭往往是标记其使用之处所（宫、府、库、厨），及其容积。兵器则刻其监造者、工师、冶（工匠）三级人名，属于物勒工名的性质。至此，西周礼乐文明也终于转向竞于气力的耕战时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先秦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