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对译法”是处理一切怪难文字的有效解读方法。在西夏学领域，西夏字和汉字的简单置换是一个世纪前人们迫不得已采用的解读办法。如今对西夏文献的解读已渐趋规范，研究者普遍采取“四行对译”的模式。具体的做法是：第一行为西夏文献原文；第二行为西夏字拟音；第三行为汉语对译；第四行为汉语意译。汉译文之后往往有注释，注释偏重于与汉文不能形成字面对应的西夏词语、译音词和语法词等，主要是交代这样翻译的理由。以инв.No.6738西夏文《孟子》中的一句话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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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世君子过者日月食如

　　古世君子，过者，如日月食。

　　[1]即“罗睺”，有“遮掩”义。，字面义为“罗睺掩”，对译“日月之食”的“食”字。藏文的日食和月食分别写作nyi vdzin和zla vdzin，字面义分别为“日擒”和“月擒”，本于印度传说。西夏文（日月罗睺掩），在构词理据上与之相同，这表明西夏在天文历法方面深受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以吐蕃为跳板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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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对译的基本单位是词而不是字。如夏译文句中加下划线的“”一词，字面义为“罗睺掩”，对译汉文原本“日月之食”的“食”。这是个与汉文不能形成字面对应的西夏词语，当出注说明。

　　西夏文中隐藏的不少秘密，都是用“四行对译法”发现的。这种方法最初是谁发明的，已不可考。我们认为，应该与古代的“译场”有关，是译经活动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结晶。

　　译场译经，自汉末至北宋初，前后持续近九百年，是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主要形式，在佛经翻译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佛经译场大抵以隋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译经与讲经同时进行的，少则成百人，多则几千人，并且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持译经的译主进行辩论，颇似今日的演讲讨论会，是一种松懈的无形组织。后期，由于佛教的话语系统已正式形成，不再需要过多的解释，于是译经与讲经分离，由译讲同施、动辄千人的大译场演进为集合一群专才，由主译领导，闭户研讨梵经义理，助手们各有职司，分工合作地把经文译出，颇似今日的专家研究集会，是一种紧密的有形组织。（曹仕邦：《译场——中国古代翻译佛经严谨方式》，《中华佛学学报》1994年第7期）

　　事实上，唐、宋的译经组织也有所不同。《宋高僧传》将唐代译经组织分为十部：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护大使、正字等（引文中的序号为笔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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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译场经馆，设官分职，不得闻乎？曰：此务所司，先宗（1）译主。即赍叶书之三藏明练显密二教者充之。次则（2）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西晋伪秦已来，立此员者，即沙门道含、玄赜、姚嵩、聂承远父子。至于帝王，即姚兴、梁武、天后、中宗。或躬执翰，又谓为缀文也。次则（3）度语者，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如翻显识论、沙门战陀译语是也。次则（4）证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诠不差，所显无谬矣。如居士伊舍罗证译毗柰耶梵本是也。至有立证梵义一员，乃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下不失梵义也。复立证禅义一员，沙门大通充之。次则（5）润文一位，员数不恒，令通内外学者充之。良以笔受在其油素，文言岂无俚俗？傥不失于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义净译场，则李峤、韦嗣立、卢藏用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也。次则（6）证义，盖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如译婆沙论，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义，唐复礼累场充任焉。次则（7）梵呗，法筵肇启，梵呗前兴。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闻此位也。次则（8）校勘，雠对已译之文。隋则彦琮覆疏文义，盖重慎之至也。次则（9）监护大使，后周平高公侯寿为总监检校，唐则房梁公为奘师监护。相次许观、杨慎交、杜行顗等充之。或用僧员，则隋以明穆、昙迁等十人，监掌翻译事，诠定宗旨。其处则秦逍遥园，梁寿光殿、瞻云馆，魏汝南王宅。又隋炀帝置翻经馆，其中僧有学士之名。唐于广福等寺，或宫园不定。又置（10）正字，字学玄应曾当是职，后或置或否。（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宋高僧传》卷3《唐京师满月传》，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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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译场则分为九部，且标有座次，并要求依位而坐，不得紊乱。这在《宋会要辑稿》中有明确记载，只是这段文字有乱误，不大好理解，幸好《佛祖统纪》亦载有天息灾译经仪式，讲到了宋代的译场组织，可据之加以订正。《佛祖统纪》不仅记载了译场职司分工情况，还一一作了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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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初翻为“纥哩第野”。sūtra为“素怛览”）。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纥哩第野”再翻为“心”。“素怛览”翻为“经”）。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如笔受云“照见五蕴彼自性空见此”，今云“照见五蕴皆空”。大率梵音多先能后所，如“念佛”为“佛念”，“打钟”为“钟打”。故须回缀字句，以顺此土之文）。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如“无无明”，“无明”剩两字。如“上正遍知”，上阙一“无”字）。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如《心经》“度一切苦厄”一句，元无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句，“是故”两字元无梵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佛祖统纪》卷43，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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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我们可以对《宋会要辑稿》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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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日,第一译主当面正坐，前梵学。其左第二证梵义梵僧，与译主评量梵义。第三证梵文梵僧，听译主高读梵本，以验差误。其右[1]第四梵学僧观梵夹，当听译主宣赞读书为隶字。第五梵学僧笔受。第六梵学僧删缀成人[2]。第七证义僧参详向义[3]，第八字[4]梵学僧刊定字，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别设位，参详润色。译僧每日沐浴，严洁三衣坐具，威仪整肃，凡入法筵依位而坐，不得紊乱。（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2之6，中华书局1957年版）

　　[1]其右，此二字误倒。根据《佛祖统纪》“第三证文坐其右”，当在“第三证梵文梵僧”句前。

　　[2] 成人，为“成文”之误。

　　[3] 向义，当为“句义”之误。

　　[4] 字，该字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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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两段文字对读，有助于我们对宋代译场职司分工的理解。请看下表：

　　较之于唐代译场，宋代译场已不见“度语”一职。这是因为后期译主兼通梵汉两种文字，且谙熟佛教教义，所以他不再像以前的外国译主那样，必须依赖中国助手才能译得文通字顺，度语一职实无必要。梵呗，译经开始前的佛教仪式，以此来整肃译场人员之仪表和内心，并启发他们生护法之慈善心。因与实际上的佛经翻译工作关系不大，所以在宋代也被精简掉了。宋代译场的“参译”一职，“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参详句义”，这与唐代译场中的“证梵本”大抵相当。亦即要求参译者将译成中文的经文再反过来译成梵文，看与原文在意思上是否相符。如果不能还原成原文，那就说明翻译有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佛经译场，以往多为文字记载，其图形资料却出人意料地保存在《西夏译场图》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刊西夏译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有一幅精美绝伦的版画，此前学界将其命名为《西夏译经图》。案：图画内容实际上是对佛经译场的描述，并非泛指译经活动，故稍作改动，将其定名为《西夏译场图》，以求名实相副，非为标新立异。（段岩、彭向前：《〈西夏译场图〉人物分工考》，《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画面上绘有僧俗人物25身、西夏文题款12条。图上部正中一高僧形象最大，身披袈裟，跏趺端坐，头顶横刻榜题可译作“都大管勾译使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另有一题款分刻于其左右，连起来可译作“辅助译经者僧俗十六人”。这16人分列其左右，比肩而坐，左右各两排，每排4人，僧前俗后。每一个僧人头上皆附一条榜题，上写西夏文姓氏和法号。“白智光”左，自上而下依次为“北却慧月”“赵法光”“嵬名广愿”“昊法明”。“白智光”右，自上而下依次为“曹广智”“田善尊”“西玉智园”“鲁布智云”。图下方左右角各绘4人，左下角一女身坐像较大，旁题西夏文“母梁氏皇太后”。后立黄门侍者3人。右下角一男身坐像较大，旁题西夏文“子盛明皇帝”，余3人较小，亦为黄门侍者一类。（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1979年第1期）《西夏译场图》明显地吸收了北宋译场的实际经验，简直就是宋代译场的再现，译主正坐面外，助手分列两旁，译场职司分工为九。根据《宋会要辑稿》《佛祖统纪》中关于译场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画中人物所担任的具体职务：第一译主白智光，其左第二证义北却慧月，其右第三证文曹广智，其左第四书字梵学僧赵法光，其右第五笔受田善尊，其左第六缀文嵬名广愿，其右第七参译西玉智园，其左第八刊定昊法明，其右第九润文官鲁布智云。以此可见，宋代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之深。只是出于构图对称美观起见，画作者把“于僧众南别设位”的润文官，列于译主右列末位。最大的不同就是《西夏译场图》中出现了皇帝和垂帘听政的皇太后的身影，这形象地表明西夏译场是在朝廷直接支持与管理下进行的，反映出西夏王朝对佛教的崇信和对佛经翻译事业的重视。

　　再看“四行对译法”，实际上就是对佛经译场职司分工的简化。

　　佛经翻译早期，说梵文的不懂汉语，说汉语的不懂梵文，必须采取译场分工合作的翻译方法。后来出现兼通梵汉的高僧，他要单独去翻译某一部佛经，一身而兼数任，自然就会出现“四行对译法”。“四行对译法”在中国古代千百年来的翻译活动中相沿成习，影响很大，逐渐从梵文扩大到一切非汉语文字。自20世纪初大批西夏文献陆续出土后，“四行对译法”被自然而然地引入西夏学界，成为当前西夏文献的基本解读模式。对佛经译场的分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四行对译法”的领悟。如其中第四行的“意译”，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并不是那么简单，原来含有“缀文”“参译”“刊定”“润色”四个环节。

　　当然，研读西夏文献的过程，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当前的解读规则“四行对译法”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在动词前添加趋向前缀，这是西夏语中一种很重要、很有特色的语法现象，也是西夏语归为藏缅语族羌语支的一个重要依据。羌族多生活在山谷、河沟地带，重峦叠嶂，道路曲折，所以对方位特别敏感，表现在语言里就是在动词前面添加很多表示方位的前缀。目前搜集到的动词趋向前缀共有13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表示完成体，一类表示未完成体，两类之间相互对应，拥有相同的声母。列表如下：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动词趋向前缀可以省去不译，但有时趋向前缀除了表达某个动作的方向信息外，在特定的语境中，还可赋予动词某种特别的含义，在译文中就必须体现出来。如《十一家注孙子》第七《军事》“饵兵勿食”句下李筌注“秦人毒泾上流”，在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中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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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人泾水中毒△投为

　　秦人泾水中向下游投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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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游投毒，使驻扎在下游的军队遭殃。向下游投毒，是通过在动词“（投）”前添加表示向下方的趋向前缀“”体现的。如果这时省去“”字不译，意思就不完整了。

　　以往在西夏文献解读过程中，因为在汉语中没有与之对应的字，对译时一般用“△”之类抽象的符号来表示，完全看不出这些趋向前缀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这种标注符号，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注定是要被改进的。近年来在民族语言研究领域流行“语法标注”的做法，即采用莱比锡标注规则，以基本语法结构框架来标注各种语言的词法形态和句法现象，例如“性、数、格、时、体、态”范畴，同时标上通用语对译词语和语法标注符号，这样处理过的语料便于进行归类、储存和分析。传统的“四行对译法”，或可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相信西夏文献解读模式的不断完善，一定能够大大提高西夏文献的解读质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夏译汉籍’汇纂通考及数据库建设”（20VJXT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