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以乾嘉皖派的创获为最精。精在哪里？胡小石先生在《量守庐学记续编》中道出：“徽州戴东原，治学用论证法，能开辟新途，其门人如段玉裁，如王念孙，都是如此，这才是清学。”乾嘉学者最精湛、最有划时代突破性的是其“论证法”！论证是理性的而不是经验的。以往论乾嘉之学，多以之为烦琐考证、饾饤之学。后人纵有用科学论其学者，也绝少定性“何为乾嘉科学”。资料丰富、功底深厚、善于归纳、发现规律等，并非乾嘉科学之最精华者。何为乾嘉学术精华？经30余年之学习、研究、比较与发掘，余不揣梼昧，放胆而言曰：乾嘉学术精华乃“理必科学”。何为“理必”？何以“理必”即为科学？戴震知之，段、王行之，然今人或有不晓，或疑其必；信哉，其说几绝矣！
冯胜利，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博士。现任北京语言大学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语言科学中心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荣誉退休教授。曾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5）、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汉语应用学科教授及中文部主任。其研究兴趣包括乾嘉“理必”与章黄学理研究、训诂学、韵律语法学、语体语法学、汉语历时句法学、汉语韵律文学史。出版学术专著16部（含英文2部，另被译成英文和韩文2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200余篇。现任《中国语言学报》（JCL，SSCI索引）联席主编和《韵律语法研究》联席主编。
“理必”思想蕴含形式科学的要素
乾嘉“理必”之学几绝，故而中国科学之继承与研究，亦凄然冷门也。今则曰：为往圣继科学，当从戴震起，因为戴震乃中国学术史上之伽利略。
《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戴震断言：“《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这里“必有”之“必”的背后，有一整套的理据和例据，读者不知则视之为狂妄（如王鸣盛）或谓之武断。须知：戴震这里的“必”不是日常口语的“一定”，也不是争辩的“绝对”，而是理必体系中的逻辑必然（certainty=必然性）。这一“必”字至少有如下五个领域的必然性作为此说“不可能错”的保障：
1.古音学：未通上古音韵学则不知其中“音证”之实（光读古旷反）；
2.语义学：不知“耀”“充”义源之阻隔则不知“光=光耀”“横=充斥”二义之迥异；
3.训诂学：不知经学古今之分则混淆郑玄经学训诂与《尔雅》小学训诂；
4.文字学：不知“横从黄声、黄从光声”，则不知诸字同声之古音；
5.句法学：不通句法则不知“光被四表”与下文“格于上下”均为主从结构。
从今天的语言学理论（或从陆宗达先生发明的“文献语言学”理论）来看，戴氏结论已经达到当代语言学家所能用的各方面科学证据及所臻水平；其中每一领域所下之义，至今泰山不移，实开与Gimm's Law所媲美的“古无轻唇音”之“理必”先河。上述阐释多在戴震1755年《与王内翰凤喈书》一信之中。
孔《传》“光，充也”，陆德明《释文》无音切，孔冲远《正义》曰：“光、充，《释言》文。”据郭本《尔雅》：“桄、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释文》曰：“桄，孙作光，古黄反。”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蔡仲默《书集传》：“光，显也”，似比近可通，古说必远举光充之解，何欤？虽孔《传》岀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自有书契已来，科斗而篆籒，篆籒而徒隶，字画俛仰，寖失本真。《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曰：“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释文》曰：“横，古旷反。”……《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乎四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溥徧所及曰横，贯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传》曰“被四表，格上下”，殆失古文属词意欤？“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霩广远之义。……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仆情僻识狭，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
难道这是科学论文吗？恐怕大多数人皆疑而不信。当然，这不是不自信，而是对何为“科学”不甚了了。笔者以前也不认为戴氏所论即为科学，直至认识到乔姆斯基的“语言革命”就是科学革命而后幡然领悟：原来乾嘉的皖派学术也堪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次“科学革命”。为便于理解戴氏科学，我们不妨先看乔氏科学。
Marchus Tomalin 2006年在Linguistics and the Formal Sciences中明确指出，形式语言学是形式科学之一种。他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在“形式科学”这一术语下类集起来的理论，全部都使用“公理—演绎法”。因此，尽管这些理论之间有着种种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同一种演绎程序：即从直觉上显而易见的少数几个配套的公理或假设推演出某些结论（亦即定理）来的过程。因此，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用同一基本科学方法”统一起来的方法。了解到这点之后，我们还应该记住：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领域（甚至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因为要建构一种公理—演绎系统必须要能够提出一些初始假设、确定某种主要元素，并从这些假设和元素中做出逻辑有效性的演绎推理。显然，有很多研究领域其理解尚未精准到可以采用公理演绎分析的程度；但是“形式科学”却都尝试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它们的代表性特征之一。（马库斯·托马林：《语言学和形式科学：生成语法之源》，参司富珍、刘文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这是对“什么是科学”最简要的说明，可以让我们了解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是公理、演绎和实证的理论系统。能够构建这样一个系统，才能称之为具有科学的属性或科学的特征，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形式科学的基本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Formal Science）
1.公理—演绎法axiomatic-deductive method
2.结果（或定理）的推演deduction of consequences（i.e., theorems）
3.构建公理演绎系统an axiomatic-deductive system的必要程序
（1）建立元始公设state initial assumptions
（2）鉴定基本元素identify primary elements
（3）基于（1）（2）的逻辑做有效的推衍make valid deductive inferences from these assumptions and elements
最能说明乔氏生成句法的科学属性的是2010年Richard Larson所著Grammar as Science一书，书名直言不讳《科学句法学》，并指出：
1.语法已经成为语言学这一新科学的组成部分，这门科学提出并研究一系列独特而有趣的问题，并采用严格的方法来探索它们，正如其他科学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
2.对语法采用“科学”方法想法一开始可能会让你感到奇怪。当我们想到“科学”时，我们通常会用这些术语来思考：
（1）科学是寻求理解
（2）实现理解意味着发现一般规律和原则
（3）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可以通过实验进行测试
上述观念如何适用于语法？语法的哪些方面有待理解？语法的一般规律和原则是什么？我们看到，Larson的贡献就在于他说明了句法学家如何发现这些规律和原则，如何在实验中测试它们，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句法科学。无可否认，乔氏及其学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和完善了语言学作为科学的系统性。我们必须看到，戴氏的“理必革命”与乔氏的“句法革命”，在思想本质上同出一辙，都具备形式科学的基本要素，而戴氏比乔氏还早了几百年。最能说明戴氏理必科学的，是他“必有作横被”的“理必预设”（certainty prediction）居然得到现实的证实和预期的结果：
丁丑仲秋，钱太史晓征为余举一证曰：“《后汉书》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语。”检之《冯异传》，永初六年安帝诏也。姚孝廉姬传又为余举班孟坚《西都赋》“横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举《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尤显确；又举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穷”。洪榜案：《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什么是科学？由公理及其推演之定理所预测而得到现实验证之系统及其推演过程，就是科学。在这点上，戴氏、乔氏无不如此。更可见出戴氏理必思想之强之深的是，尽管他知道“《尧典》古本”可能永远看不到，但其所推之“必”则永不会倒。为什么？爱因斯坦曾经说：“My theory is too beautiful to be wrong!（我的理论精美得不可能错！）”。这不是狂妄，这是理必的自信、推理的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理必力量”！
事实上，乾嘉理必创之于戴震而拓之于门生，其弟子段玉裁和王念孙同样堪称理必科学家。段氏的“凡谐声者皆同部”和“理校”、王念孙的“生成类比逻辑”和“理证”，其所揭举均属理必要素。这告诉我们，国学研究只有跳出“五四”以来对传统小学的偏见和西式框架，才能看到乾嘉之学真正精华之所在。乾嘉小学的科学性质不仅可与现代科学研究接轨，甚至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只重材料的经验主义之偏颇，弥补当代学术之不足。今天“乾嘉理必”的项目得到国家“冷门绝学”的资助，使我们有了一个进行深入研究的平台和机会，可以明确提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创造的科学突破，证明其“理性发明”的学理既不是传统及宋元理学之“理必”，也不是乾嘉吴派存古之“理必”，更不是清季传教士之“理”和“必”。
乾嘉“理必”的研究项目，正式肇始于2015年“乾嘉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中科学方法和理念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20年结项并荣获优秀等级。评审专家对项目的研究工作及成果给予肯定，指出该研究“集中揭示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蕴藏数百年而未曾知晓的一大科学理念——理必思想，这将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全新视角、全新理念，带动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深入”；“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中国学术史包含科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的真相，这对中国学术增强文化自信，引导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特别是中国语言学在继承创新的模式下走自己的路，可谓意义巨大而影响深远”。
“理必”思想研究开掘传统学术的科学之源
乾嘉理必不仅是文献语言学的课题，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课题，它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学术的一个“民族文化自信之源的课题”。这个课题从前所未涉的形式科学（如公理假设、推演定理等）入手，从文献语言学中发现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皖派学术，也蕴含着形式科学的要素。其学术路数用章太炎的六字断语说，即“综形名、任裁断”，意谓用演绎推演得出逻辑必然。这就是我们发现和开掘出来的“理必”学理。前代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均曾提及中国传统学术朴学孕育着科学的因素，然而其中的“理必学理”迄今尚未得到学术界的确认；以往研究也未曾揭橥与实例分析中的“理必”方法，故使这一划时代的理必思想沦为“绝学”。而今则当以皖派学术典籍为对象，发掘其运用和体现理必学理之文献材料，与此同时，从学理的高度将皖派学者治学中的科学理念和方法概念化、系统化，从而“为往圣继绝学”。其当前首务，兹胪数耑，以就教方家。
第一，充分说明并认识“理必之学”的冷绝之因及“起死回生”难度之大。
据“乾嘉理必研究团队”的近年工作与成果，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皖派学术中的演绎推理蕴藏在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语文学研究成果之中，因此较难被现今偏重文史训练而无语言学和训诂学训练的学人学子所发现并揭示。加之“五四”以来传统训诂学及其直接服务的历代经学，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旧学而渐成绝响，鲜为大家所关注。范文澜在《经学讲演录》中即谓：“古文学派中最后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章炳麟。他是清末古文经学的代表。”而在胡适等人引进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强力影响下，皖派传人章太炎、黄侃的学术也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形下，更少有学者从演绎推理的视角发掘皖学的学术价值。难发现、少关注、边缘化、少视角，这使得本课题成为学术门槛较高、研究难度极大、研究人群稀少的冷门绝学。“起死回生”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第二，逐步阐释并最终颠覆“中国学术不能自发产生科学”的观点。
“乾嘉理必”所要论证的是皖派学术中的“理必”思想，这是中国传统学术土生土长的科学思想，如果证明成真，将彻底颠覆以往中西学者认为“中国学术没有自发性的理性思维”“中国学术中理性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皆自西来”的观点。
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没有也不能走上和西方一样发展近代科学的道路。如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关于自然的假设的数学化，以及对先进技术的所有影响，在伽利略时期仅在西方迅速崛起？”席文（Sivin）对此的回答是：因为中国学术的起源“主要是学问上的，关注分类而不是自然现象的理论，而且他们决不关心数学测量”。在中国学者中，章太炎是提出并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人。他曾说：“一二三四之数绝，而中夏之科学衰。”（《訄书·王学》）章说之旨，以今言读之即“逻辑废绝则科学衰微”。而更极端的观点则认为中国没有科学。
然而，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皖派治学则以演绎法推演逻辑之必然，这无疑是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上文说过，章太炎定义皖学为“综形名、任裁断”（《訄书·清儒》），即以演绎推理（“形名之学”）断定逻辑必然。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与两可性的相对思维决然不同：“（苏）轼使人跌逿而无主，设两可之辨，仗无穷之辞……幸有顾炎武戴震以形名求是之道约之。”（《訄书·学蛊》）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特出一节为“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阐述戴震的治学方法为：“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寖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皖派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就，“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这道出了皖派研究方法中所孕育的现代科学要素及其效用。胡适早年也曾指出“中国旧有学术，只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章、梁、胡等对皖学的认识与评价，可谓中的之论，然而，必须指出：他们所说的逻辑推理尚非严格的“证伪”性演绎推理（Popper's falsifiability principle,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1959），因而既未提出（或发现）“理必概念”也未分析（或发明）“理必实例”，更没有以此来认证皖派绝学中的理性思想。
自2003年以来，笔者就开始致力于挖掘传统学术中的“理必”思想及相关实证，与团队成员一起证明了乾嘉皖派的语文考据之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推演逻辑和定理派生系统”（An overt axiom system that theorems are derivable from it）的科学探索。前引戴东原的“《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其后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及“于音寻义，断无飞而下曰‘颃’者”、胡培翚的“凡居奥者必东向”等，都是极具演绎推理特点的断言，充分凿实了中国学术中存在的理性思维。“乾嘉理必”学理的提出，不仅首次冲击并不断颠覆“中国传统无科学”的观点，而且在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语言学中，首次发覆“理必之学”与“理必研究”。将来的研究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整理皖派学术中的理必思想及研究成果，从而凿实中国自发的“理必科学”，填补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个空白。
第三，扭转以往视乾嘉训诂考证为“饾饤之学”的偏见。
“理必”课题的研究必将扭转过去对皖派学术的偏见。科学的精髓就是演绎逻辑，这在皖学中有突出的体现。但在当时，戴震的思想就遭到以王鸣盛、顾千里为代表的吴派，以翁方纲、姚鼐为代表的宋学，以及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反对。直至今日，研究者对皖派“理必之学”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入，尽管承认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的学问非凡，但对其学问后面的学理的误解，仍不乏见。譬如，倪其心就曾经评论道：“显然，从小学的考证看，戴震的发现不无根据，足以证明‘横’‘桄’通假，汉及后世引典或作‘横’字。但是‘桄’脱为‘光’，则属推测，并无证据。从校勘的考证看，孔安国解‘光’为‘充’，郑玄疏为‘光耀’，并无异文，也没有底本的是非问题。汉及后世作文用典，未必用经典原文，也可能用假借字，因而可为旁证，未足确证。也就是说，戴震自信订正了《尚书》的一个错字，是不能成立的。”然而作者没有看到，戴震所用之“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当于今天的“词”。“必有作‘横’者”指的是词。因此“‘光’为‘充’”还是“为‘光耀’”是两词两义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倪氏只看到了字，不知戴氏所订正的实质不在“错字”而在“错词”。又如段玉裁的“理校法”，虽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将其列入四种校法之一，但陈氏亦云“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而王念孙的“理训法”至今在训诂学中还未得到认证、未被充分发掘。再如“凡……必……”也多被历来学者误解为以偏概全。皖派学术作为中国迈入近代门槛的历史嫁接点，如果能够对其正本清源，扫除偏见，找到新的研究基点，对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创造性开发无疑会大有裨益。
第四，为中国学术提升与教育培养提供方法与工具。
未来的学术发展需要演绎逻辑。逻辑是科学所必需的立论工具，而演绎逻辑是科学理论构建的不二法门。演绎的功用在于求必然、重理设、善推演。我们可以借此设定新的、不同的观察视角，寻找新的、预知的（古人之“凡”多用为“in principle”而不是“all”之义）客观现象，而且还可以发现从来未有过的观察结果，亦即凭借理论（假设和推演）探照出（predict）新现象。因此，理必学理具有科学研究的普遍性，是学术研究中在思维方法上的发明和贡献，可以为各学科、领域提供得以创新的思想工具，甚至奠定其方法的基础，因此亟待被发掘、提升。未来的教育与培养更是呼唤演绎逻辑的回归。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对理必思想的探讨告诉我们，理必思想的精神可以启人心智，开发和培养下一代人才的科学思维和能力。
第五，理必法的当代推阐和创新应用。
“理必”是“演绎”的结果，是中华学术科学发展的历史摇篮。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到演绎推理在学术创新和提升中的卓越效能。其一，皖派学人应用理必学理所做出的成就，正不断地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认证，如戴震在《考工记图》中推证出的伏兔的功用和形制，正与秦始皇陵封土出土的铜车马中的伏兔相吻合（石开玉：《戴震的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成就》）；王念孙校勘的成果也常与新出土文献相契合，“证明王氏正确的新出资料要比证明王氏错误的新出资料多得多”（裘锡圭：《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其二，当代的语言学前沿理论——韵律语法学和语体语法学——就是结合中西学术、运用“演绎逻辑”（理必学理）开辟、构建起来的。陆俭明（2019）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研究中，他（冯胜利）非常注重我国传统文字、音韵、训诂学中的精华，在借鉴国外语言学前沿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创造以汉语韵律结构及普适语法为基础的韵律语法理论，既让汉语韵律句法研究得以走向世界前沿，又推动国际韵律语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为汉语乃至其他语言的研究提供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方法。……特别是2018年出版的《汉语语体语法概论》，全面阐述了语体语法的基本原理、单位层级和汉语语体语法系统。这无疑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三，利用理必思想在语言学其他领域中也产生出了创新的学术研究，如施向东的上古音研究、赵璞嵩的上古韵素研究，在方法、思路和角度上都有所突破。在演绎逻辑的协助下，我们可以从盲目烦琐的收集材料中解放出来，而从事一种更需要思辨能力、更具有理性挑战的推衍预测和科学实验的工作，从原创的角度和目标，达到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
第六，为学术转型提供来自传统学术的依据与源泉。
如上文所言，演绎逻辑是科学的精髓，然而学术思想与方法上的转型极为困难。王国维早已认识到：“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思想相化，决难保其势力。”（《论近年之学术界》）可见，学术较政治经济之转型更为艰难。陈寅恪总结宋儒“引佛入儒”之法时说：“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为此，中国学术范式之转型（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可以采用复兴（或现代化）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理必科学思想之一途径，来实现向演绎推理的转型。这样的尝试和努力较直接从西方引进理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从根柢处发展科学，与西方学术进行平行对话。这不仅可以大大增强学术文化自信，而且赋有更大的原动力。“理必”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实为清代学术之精华；皖派作为一个旧学派虽日趋没落，但作为一种学术精神之库藏和民族自信之源泉，却能够继续提供激发国人建立当代科学思想的传统力量。
总之，乾嘉理必是在中国学术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科学思想与方法，其生发土壤（中国古典文献）及其关注对象（文献语言而非天体物理）与西方不同，同时还受到几千年人文传统的局限和影响。因此，中国理必科学的话语体系自然不同于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伽利略科学的西方话语体系。但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科学不分国界。无论戴震的理必还是伽利略的逻辑，无论章太炎的发明之学还是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其科学本元形式和原理都是一样的。故而，非东西双窥而不知二者原本无殊，非深知其彼而不能谛知其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皖派绝学中理必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20VJXG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