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达，也具有自洽自足的突出特性。这些突出特性经由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得以系统揭示，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的形成，既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生产生活生养过程中凝结的结果，也是历代圣贤不断思想教诲、无数志士仁人探索努力的结果，同时更是中华经典系统絪缊、垂范立教的结果。中华经典是中华先民实践的记录，也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了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创造发明、科学技术和经验教训，是中华民族过往岁月的再现，也是未来智慧的源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具有5000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这在当今世界是唯一的。这种连续性不是简单的时间延长和改朝换代的衔接，而是政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价值的认同。《论语》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礼，就是文明秩序、人文制度、价值理念；因，就是继承；损益，就是适时增减。自从夏后氏确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国家制度后，就成了历代王朝相继承袭的主要制度，这是中华民族自己走过的路，也是今人认识古代中国、审视现代中国、预见未来中国的一个途径。这种连续性是通过经典做到的。经典，也就是《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春秋经》“六经”，后来《乐经》失传，成为“五经”，“五经”演变成《周易》《尚书》《毛诗》及“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六经皆史”乃“先王之陈迹”，载有“先王之道”与“周召之迹”。“《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春秋》以道名分，《易》以道阴阳。”“六经”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文明的物化、文化的传承，其中还有价值、信仰、伦理、梦想的传递，以及哲学、文学、美学、宗教的思想。正是孔子在2500多年前，搜集整理、阐释传授这些文献，才使其前2500多年的历史得以传承，也使其后2500多年的智慧得以启迪。因此，司马迁《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多取之于《尚书》，东周以降、战国以前的“本纪”“世家”“列传”多取之于《春秋》三传及《国语》。即使是战国以下的历史，也无不受儒家经典的滋润和影响。即使在考古学比较发达的近代，如果不从经典入手，也无法准确解释中华文明，中国人的价值观、精神世界、文化特质更是得不到深刻认识。正是经典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根基，这是不可不知的历史事实。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也不是抱残守阙、原样重复，而是不断创造发展，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历史既代代相承，又不断有因有革。在思想意识领域，《礼记·表记》就记载孔子说：“夏后氏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命即天命，鬼神即阴阳变化。夏商周在信仰、价值观上都有“事鬼”“敬神”的共性，《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此之谓也。但是，各代在治理的重心上又各有变化和创新，如夏后氏“尊命”（相信自然力）而“远”于鬼神，注重人的自我努力。殷人针对夏人的愚笨劳苦，改而相信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因此“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其结果却是被巫风鬼气所左右，人事退居次要地位。周人鉴于殷纣的失败，意识到“天命靡常”“鬼神难依”，故改而“尊礼”，重视人事经验和制度设施。三代以后改朝换代的历代王朝，都要在汲取前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新政新规，于是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陈规立矩、议定国是、与民更始。可见在文化精神上，中华民族既代代相因，又互有变革、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在体系上，儒家经典不是封闭的，而是发展开放的，孔子早期继承周人《诗》《书》《礼》《乐》“四经”教育，晚年又赞《易传》、修《春秋》，形成“六经”体系。如果说“六经”是当时自足圆满的体系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发展，经典体系也在不断变化。如西汉蜀学为了加强伦理教育，将《论语》《孝经》纳入教材，形成“七经”体系；唐代为了适应“明经”科考试，又纳入《公羊传》《谷梁传》《周礼》《礼记》，形成“九经”（另有《论语》《孝经》《尔雅》共12部）。五代后蜀和北宋时期，为加强心性教育、形成新的道统，又在“十二经”基础上，纳入《孟子》，形成“十三经”。在思想理念上，儒家经典率先提出了“维新”思想，《诗经》就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提出了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大学》引汤之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昭示不断革新。《周易》从哲学高度提出“革命”思想，《易经》革卦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提出了随着时代变化进行革命和改革的问题。《杂卦传》更明确揭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革故鼎新”的最早出处。《系辞传》也说“日新之谓盛德”，能够随时更新自己就是最大的德行。《论语》中孔子提倡“闻一以知十”“举一而反三”，要求不断拓展经典新义。《孟子》提倡“《诗》有断章之取”“以意逆志”，即因创新的需要允许从不同角度解释经典。《春秋繁露》指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更为经典新义的产生留下广阔的空间。在中国经学史上，善于阐释引申“经典”，通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将本义发展为时代新义，将子学发展为经学，又将经学发展为玄学，再发展为义疏学、理学（道学、心学）、考据之学，更是实现返本开新、推陈出新的看家本领。
强调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文明又一突出特性，即“统一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即使在个别时期出现混乱和分裂，最终也必定走向统一，使各民族形成“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这一信念的形成，与儒家经典教育是分不开的。儒家经典从形成之时起，便形成了天下一体的观念，如“古者《书》三千余篇”，孔子从各不相连的不同时代、不同政权的档案文献中，选取百篇进行“论次”，编成“帝典”“夏书”“商书”“周书”，最后殿以《秦誓》，使原本并不连贯的零篇断简，形成一个统一的、正统的文献体系。特别是《尧典》中的“咨四岳”（四方诸侯），《舜典》的舜“巡狩”和禹“行水”，都不是偏于一隅或局促一地，而是将当时势力所及、认识所到的地方都纳入一个天下来一体对待。《禹贡》根据大禹治水积累的地理、生产和生活经验，突破当时国家、部落、氏族等范围，依据地域、山川、物产等知识，将天下分为九州，制定职贡，构建了影响深远的“天下”观念和“版图”基础。在《逸周书》的《王会解》（附《伊尹朝献》）中，更是让四方各个民族部落相聚一堂，共庆盛典，同议朝政。《诗经》甚至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俨然天下一家的意向。《春秋》公羊传大力提倡“大一统”，力图在周王的文化背景下，实现“存三统，张三世”的政治理想。《中庸》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从制度、文化、风俗方面，实现天下同制、万国同风。汉儒董仲舒进而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正是在儒家经典“大一统”观念陶冶下，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巩固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质。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与她同时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分不开的，这种包容性也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哲学思维息息相关。《周易》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共同在天覆地载之中生成长养。《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物类人群、人伦等级、政治关系、文化制度都处于天地之间共同演化的链条之中，使人自然而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感。这就减少了许多对立和互戕，使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一突出特性的形成，自然与经典广泛而包容的内涵分不开。《尚书·尧典》开篇就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生动刻画出个人修身、和睦家族、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理想路径。《礼记》有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天覆地载，日往月来，生此间者，共沾雨露，无有偏颇，这叫“三无私”。当时有所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等不同民族，谓之“四海”或“四夷”。四海之内，分为“九州”；九州之内，又按其与王都的远近制为“五服”。其中“甸、侯、绥”三服为“中国”，是华夏诸侯所居；“要、荒”为四夷，是其他民族部落所居。这就是《尚书》中“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所指。在“五服”之外还留有余地，同在“九州”之域，要建立“方伯”帮助天子管理远方诸侯或部族，即《益稷》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九州之外，就是夷、狄、戎、蛮各族所居的“四海”，不在中国版图之内，也不必尊奉中国的“正朔”，中国的王者也不强求他们与自己一致。《禹贡》九州、五服、四海，已经包括居于甸、侯、绥内三服的华夏族和居于要、荒外二服的其他民族；还有居于九州以外、文化不同于华夏的夷、蛮、戎、狄各个民族。可见，在地理分布上，儒家经典是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兼容的，故西汉司马相如在旨在开通西南夷通道的《告蜀父老书》中提出，要“兼容并包”“参天贰地”。在对待中央与地方诸侯及民族的交往关系方面，儒家经典也提出了不同阶段的策略，《公羊传》提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根据文化特征来确定国家部族的亲疏远近。《左传》鄙薄“守在四竟（境）、守在四邻”，以本国地域四境为守御对象；而提倡“守在诸侯、守在四夷”，与邻国和四夷各族搞好关系，和平共处。最高的外交境界则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使中国之民与远方异俗实现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中华文明推崇“保合太和”“协和万邦”，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要达到“和”的境界，就能使天地不脱轨、万物不失序，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周易》提倡“同人于野”，《论语》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些教诲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担当“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民族特性；“礼闻来学，未闻往教”，这一传统铸就了中华民族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不搞文化霸权，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教化观念。《周易》提出“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要通过互相感动交流来实现“天下和平”。《孝经》也希冀“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诗经》芣苢序有“天下和平，则妇人有君子矣”（蜀石经）之说，以为天下和平是家道和顺、夫妇和谐的重要条件。因而，在中国自古就形成了慎战、反战思想，《左传》提出“以战去战”，称赞在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缕的情况下，齐桓公“尊王攘夷”，维护文明秩序。《论语》载“子之所慎，斋、战、疾”，孔子对祭祀、战争和疾病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老子》更强烈告诫“佳（唯）兵，不祥之器”，《孟子》提出“善战者服上刑！”《墨子》也宣称“兼爱”“非攻”，提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孟子》批评“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野蛮行为。即使是善战的兵家，也要先计于庙堂，经过“五事”“七计”（庙算）后出兵，出兵之后也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旋律。
经典是中华文明的根、魂、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自然离不开经典的滋润和教诲。儒家经典上传2500多年历史，下启2500多年智慧，直接促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形成。《春秋》提倡“大一统”，《尚书》超越分散的历史，构建起统一和谐的文化传承，将势力所及、认识所到都纳入一体考虑，从而形成影响深远的“天下观”，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经典开放包容的体系、“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的宇宙观，形成了中国人“民胞物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格。经典提倡“维新”“革命”“日新”等意识，造就了中华民族锐意创新的民族品质。经典“保合太和”“协和万邦”“天下和平”的教诲，培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责任和担当。由此看来，经典实为演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源泉，经典明则中华文化明，经学兴则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将发扬光大、声名远播。
（作者系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