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普遍，它基于教育大数据，通过某种算法规则，呈现出人类智能难以发现的教育图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然而，不少教育研究者对人工智能过分依赖，导致教育研究中人的主体性缺失，人在教育研究表达中“失语”。研究者按照既定算法规则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教育世界进行数字化表达和符号化抽象，以期得到精确、普遍的研究结论，忽视了基本的人文价值。

　　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是高科技的核心，生命科学是主导科学，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结合才是根本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就是发挥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双重作用，实现人机共生。

　　理智应用智能技术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有强大的计算能力，能对教育世界进行全景式描述，为我们看待教育问题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但同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而算法是通过对大数据进行深度学习而形成的某种“套路”，即从大数据中寻找规律，形成某种算法规则。深度学习是如何进行的？最后形成的算法规则是什么？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我们不能了解智能机器分析教育问题并得出结论的逻辑思路。对于“计算教育学”的拥护者来说，智能机器得出的“科学的”研究结论足以让他们忽视过程，甚至跳过了对过程合理性的审思。然而，若人工智能分析问题的过程不合理，就不能保证研究结论是科学的。另外，智能算法规则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形成，而大数据是对社会的数字化表征，反映着人的价值观念，因此大数据本身并不客观。并且，大数据存在地区、民族和阶层差异，当没有足够的数据反映某一地区、民族和阶层的教育现状时，该地区、民族和阶层的教育大数据价值密度就会较低，有限的数据不能提供有效信息，最后生成不利的教育决策。所以，大数据自身带有偏见，进而形成“算法歧视”，智能技术主导下的教育研究最终“偏见进，偏见出”。

　　可见，教育科学研究中智能技术的应用，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形成中立、客观的研究结论。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人工智能在教育研究中的价值，我们倡导的是智能技术的有限度应用、理智应用，智能技术可以作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工具，发挥其超强的计算能力，帮助教育研究者处理、分析海量的教育数据，但不能代替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主导教育研究的整个过程。

　　确保人的主体性存在

　　不管人工智能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的主体地位都无法被撼动，教育科学研究也要确保人的“在场”。

　　一方面，人类智能有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优势。尽管人工智能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人的大脑，但人工智能只不过是对人类大脑的局部机械模仿并强化，它在某一方面的认知能力优于大脑，却不能超越人类意识和思维的整体性。人类的意识和思维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这种整体性凝结了人类几百万年进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几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这种整体性通过人类历史的积淀与人类社会的合作，将每一个个体的力量汇聚起来，形成人类智慧的合力，以此进行技术研发、机器操作以及改造自然。恩格斯说：“总有一天人们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把‘思维’归结为大脑中的分子和化学运动；难道这样就可以将思维的本质确定无疑了吗？”按照恩格斯的看法，人工智能不能把握人类思维的本质。人脑具有极其复杂的生物结构及相应的复杂功能，正如有研究者所说，“人类大脑的神经元网络所具有的功能是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比拟的”。教育问题不像自然科学问题那样具有清晰的边界，它往往与社会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研究者需要将教育问题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人类智能可以对此有全方位的观照，而这恰恰是人工智能难以做到的。

　　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存在有利于教育研究的创新。开展任何科学研究都要追求创新，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主体性指人在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动性、支配性和创造性，所以只有人的主体性存在，才能保证教育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人类是有创造力的，从飞机、汽车到电脑、手机，甚至美味的新式菜肴，都能说明人具备无穷的创造力。人工智能虽然能从大数据中学习某种“套路”，但这种“套路”绝不是创造力。人工智能可以参与到创造性活动中来，协助人类做一些人类不擅长的工作，让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想象、创新，但是机器绝不会成为创造性活动的驱动者。所以，要保证教育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人的主体性不能缺失。

　　促使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相结合

　　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我们反对智能技术的主宰，但并不反对智能技术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智能机器能协助教育研究者分析庞杂的数据，更重要的是应用技术和机器有助于人的思考。尼采说过一句话：“我们的书写工具作用于我们的思想。”海德格尔甚至说：“打字机改变了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系。”这虽然夸大了物质媒介对人类思想形成的作用，但两位哲人的话似乎有一些道理。当机器正常运行的时候，我们很难觉察机器对于人的思想形成的重要性，但当计算机不能启动或者网络断开，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思考和工作受到了限制，因为人的思想的形成需要媒介的辅助。于成在《读书》杂志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打字机、计算机等物质中介的参与，让我们意识到人的思想的形成并非‘我手写我心’如此简单；事实证明，人类发明的物质媒介，确实能够影响我们的思想，只是身处其中的我们仍执拗地认为：自己才是思想的主宰……人和技术构成的技术链条是思想形诸于文字的基础，这条技术链条的节点增加或减少，都会极大地影响人的思想的酝酿、生成与表达。”这不能说技术可以脱离人而独立表达思想，毕竟技术只是人生成思想的一个节点。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研究者可以借助智能机器分析数据、表达观点，但不能让智能技术主导教育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科学研究需要人机共生。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我国教育研究的范式梳理与‘中国经验’研究”（BAA200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