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安全是指“国家内的教育安全”，即主权国家的教育主权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教育传统、教育资源、教育功能、自身教育发展等要素集合统一以规避来自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干涉、侵蚀与颠覆，夯实自身教育主权，充分发挥教育应有功能，进行文化引领与价值塑造，提升公民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最终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的一种运行状态。百年来，国家教育安全不断发展演变，从思维伏流到举措鲜明，从帝国列强外患倒逼到立足国本内发警觉，从单一主权诉求到多元态度表达，始终贯穿着我国积极争取国家教育安全的逻辑演变。
初步觉醒期（1911—1948）：反帝爱国意志下收回教育权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此为契机，外国传教士大规模进驻中国并进行所谓的“精神感化”。但在中国传统旧制遗留的思维形态下，西方文明的文化输出并不顺畅，外国势力转而通过开办学校的方式来处理在华的文化进驻问题。教会学校数量迅速增加，“西方文化优越感”逐渐显露，外人理所应当地基于强权立场，将信仰教化强加于国人。一些有学之士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危险信号，团结广大民众，发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收回权利的呼声。随着与民族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路、矿物、关税等主权陆续收回，教育主权的收回也逐渐提上日程。
清末民初，民间自发兴起“非宗教”思潮，清洗西方殖民意识渗透，形成了国家教育安全的舆论阵地。特别是在“民主与科学”口号的倡导下，各界人士开始关注国家教育主权丧失问题，国家主义派、教会教育派、教育团体等围绕“教会教育是否触及国家主权”问题展开争论，非宗教的呼声渐起。蔡元培主张教育“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应“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超然的教育应当实现宗教与教育相分离。余家菊亦率先提出“收回教育权”。诸如此类的反对宗教教育化的革命遭到了教会学校的镇压，爱国青年随即开展实质性反抗。反帝爱国斗争中，“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的相继发生，将群众运动推向高潮。广州、湖南、福建等地教会学校的学生纷纷开展罢课游行，或是转入公立学校，坚决反抗列强对国人的文化控制，指责外人企图利用教育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不良居心，力争主权。
随着民间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官方开始规范外人办学细则，实化“非宗教”思想。北洋政府于1925年发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布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且“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课程设置“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态度首次呈现于官方文件之中。1926年，教育部发布《私立学校规程草案》，进一步提出“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校董或校董会主席“须由中国人充任”。
总的来说，我国收回教育权运动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背景下的行为。该时期对于国家教育安全的维护，以民间最为激烈，各界人士反抗情绪与教育救国实践如星火燎原之势渐起，为中国近代的民族觉醒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我国警惕外来多样文化的冲击提供了参照。
稳步发展期（1949—1977）：逐步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方面建设步入正轨，党和政府开始腾出手来处理教育问题。“在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里，是不允许外国办学校的，除非是他们的侨民自己设立的、教育他们子女的学校，这是世界通例。”针对原有教会教育，政府坚持尊重与保护并举，维持原状。前提是这些学校须遵守中国政府教育法令，尊重中国主权。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传达了中央对于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态度，即“对于旧教育工作者……是采取适当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基于全面考量的理性决策。一方面，友好接纳教会学校中的积极因素，期望其尽快复课，助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建构中国自己的秩序体系，划定了清晰的进驻底线。
然而，中国友好的处理态度并未得到相应的回应，帝国主义借助教会学校屡次进行反动宣传，阻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开展。鉴于此，中国开始逐步清洗帝国主义残余影响，树立教育国有的立场逻辑。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势力的对峙较量中，这无疑是新中国主权意识全面觉醒与国民教育维护的有力指南。以牙还牙、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果敢彻底，是该阶段维护国家教育安全的真实写照。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政府反思苏联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议题。毛泽东指出，“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随后，党中央围绕“十大关系”的重要论断，聚焦“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核心，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教育文化事业中进行民主扩大化尝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下教育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教学内容统一化的僵化形式。
显然，新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审时度势，确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道路，对于国家教育安全的领导更加全面彻底。以苏联为蓝本，清洗帝国主义通过教会教育的在华反动渗透，强化党内政治教育以夯实红色根基，再到谋求自主发展的新道路，乃至试图肃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行动，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自决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勇敢尝试。该时期对于国家教育安全的维护，为现代世界格局中中国话语地位的确立与中国新角色的塑造提供了经验。
稳固形成期（1978年至今）：开放多元背景下国家教育安全内外联动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审视与建构应不再局限于市场方面的探讨，而应围绕国家与社会以及现代治理等问题进行新的论证。国家教育及其相关领域谋求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议题。
于内而言，强化民族思想意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是新时期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的前提，也是更好应对全球化趋势中机遇与挑战的思想根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应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警惕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在应对外部危险的问题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民思想教育，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实现小学到大学思想道德与政治素养建设的全贯通，开展“青马工程”“军事训练”等，解决好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都是对党的队伍建设以及后备力量培养的深刻凝练。青年大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系好理想信念这颗“人生的扣子”，才能为新时代国家教育安全的深入落实打下思想基底。
于外而言，为了使教育对外开放更好地造福于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社会主义建设，党和政府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秩序体系。出国留学教育上，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工作方针。中外合作办学上，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强调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理念。在愈发多元的教育对外开放形式中，我国基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始终强调中国自身的秩序逻辑。资源引进上，建立起严格的筛选引入机制，充分考虑我国新时期社会发展对人才结构的合理诉求以及人民群众对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适应性，避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境外教育文化不分优劣的强势输入，有选择地同境外优质教育力量开展平等互惠的教育往来。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国家教育安全的维护，延续了以往对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捍卫，同时更加重视深化社会大众的国家认同理念。将教育作为强基固本的阵地，教育方针中明确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指向。与以往不同的是，新时代的今天，党和政府立足国家发展战略，面对多元文化安全的微妙形势，主动革新教育理念与合作方式，寻求教育领域的多边合作。这一新型转向是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有力佐证，也意味着国家教育安全呈现出愈发复杂的时代特点，需要我们加强国家教育安全警觉，探索多方面的实现路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