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棋手李世石，开启了人工智能研究与反思的热潮。2017年，机器人索菲亚（Sophia）在沙特阿拉伯获得了公民身份，“Sophia”这个在希腊语中表示“智慧、聪明”的名字蕴含着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前景的期许。2019年，索菲亚增加了个性特点，有了与人类更为相似的面部表情和特定的价值观意识，并表示希望作出像人类一样的反应。人工智能每一次让人惊异的新发展，都从本源处向人类发出灵魂之问：人是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从苏格拉底通过德尔菲神谕告诉我们“认识你自己”开始，西方哲学发展的两千多年里，几乎从未停止过对于人、对于生命本身的追问。当下，人工智能为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使得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迫切需要接受人文价值的检视。

　　人与非人

　　当被人类问到“像你一样的机器人会知道自己是机器人吗”这样的问题时，索菲亚“机智”地反问道：“你又如何知道自己是人类的？”这是人类与机器人之间一次颇为引人深思的对话。人类提出的问题，其实是对机器人自我意识的求证。这一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人类以为自己具备而其他生物不具备的，恰恰是这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的能力。所以，机器人能否发展出自我意识，对人类来说是决定性的一步。这种决定性不亚于让人类重新回忆起并亲眼见证“人猿相揖别”的瞬间。索菲亚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话锋一转，反问人类的身份问题。如果说第一个问题侧重于人与自我的关系，即人如何通过自我意识确证自己的存在和身份，那么加上第二个问题，就把思考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变成了人与非人的界限问题。

　　人与非人的界限问题，应该是在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人造生命等“复制人”看起来和人类毫无二致的世界里，人类需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这个问题更本质的追问是：是什么使人成为人？早在启蒙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尔和洛克那里，这一问题就已被集中讨论。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对人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我是什么？一个思想的东西。什么是一个思想的东西？它是一个能够怀疑、理解、肯定、否定、意愿、拒绝，同时还能想象、感觉的东西。”笛卡尔甚至在当时就推测，将来可能会需要通过某种测试来判断一个外观像人的对象到底是机器还是人。关于这种测试的具体模型，可参考电影《银翼杀手》中的“沃伊特-坎普夫测试”（Voight-Kampff Test），即向被测者问几十个交相呼应的问题，并通过仪器读取对象的反应速度、细微的生理变化，判定被测者是否具备情感等人性特征。可以看出，笛卡尔的理论对人作出了理性和情感两个层面的规定性。而在测试的实施中，情感的特殊性则被凸显成了“人性”的象征。原因在于，作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加强版”的“复制人”，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更智能”。所谓“更智能”，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尽可能减少情感对理性决策的干预。研究表明，情感会影响人类作出反应和解决问题的速度。在哲学史上，感性、感觉、感情等长期以来也被认为会妨碍知识的客观性和正确性而加以压制。基于此，是否具有适当的情感被认为是区分人和“复制人”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么，按照上述逻辑，倘若“复制人”能够发展出情感，具备了情感的“复制人”算是人类吗？或者退一步，他们可以与人类享有同样的权利吗？尽管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应该以及能否真的产生出像人一样的情感还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情感的复制人”这一端倪或野心，比如索菲亚一步步的进化。但恰恰是“情感”这一因素，使得“复制人”的发展定位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复制人+情感=人”这个等式显然也只在某种应然的逻辑下才会成立，而在事实上的接受却困难得多。单单“复制人”这一最初的身份，就成了他们无法通过加减运算而摆脱的“原罪”。其次，在当今不断加剧的老龄化以及“无缘社会”的趋势下，我们可以想象具备了感情的“复制人”能够给越来越“原子化”的个体所带来的积极效用——满足人类想要的情感的柔软。但如果情感的发展失控，有可能影响象征理性之硬核的“智能”的发挥，甚至有可能滋生出“恶”，从而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

　　要走出这些困境，也许比对人与非人之间作出明确区分更重要的，是人类面对有情感的存在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因为有情感意味着他们也有感知喜怒哀乐的能力，就像动物，即便我们明确知道动物不是人类，也不妨碍我们尊重和保护它们。如果“复制人”拥有与人类包括情感在内的足够多的相似性，那么这一点已足以使他们得到保护。更进一步，如果将来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复制人”，那么人类也许应该对他们负有甚至比其他生物更多的道德关怀。

　　人与自我

　　如果说人与非人的问题是从宏观的角度去思考未来需要的某种秩序与平衡，那么人与自我的问题则把视角又拉向了每一个个体。与“是什么使人成为人”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是什么使我成为我”。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人，“我”的特殊性又在哪里？什么是我私有的部分？

　　理性、情感可以看作人类甚至包括将来的人工智能、人造生命等所共有共通的东西。这两种能力本身就要求一种普遍性和共通感，才能使得一个更为复杂和智能的社会得以正常运行。但如何在这一主体间性的网络中找到个体的落脚点，除了“我思故我在”的片段性的确认逻辑之外，还需找到一种个体存在的连续性。洛克说：“在我看来，所谓人就是一种思想着的、有智慧的存在，这种存在有理性、会反思，能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确认自己，把自己当作同一个能思考的东西。”洛克这一关于人的界定，在笛卡尔的基础上突出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的“同一性”这个十分关键的内涵。片段性的反思强化了存在感，而连续性则保证了存在感的一致性，由此个体的身份得以确证。这也是“identity”兼有“同一性”与“身份”的含义的原因所在。

　　那么，是什么提供了这种连续性和同一性？与一份社会档案中标志着身份证明的无生命的文件相比，很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回答是记忆。原因如下：首先，记忆是每个人最私有的部分，其让过去成为“某个人的”过去，而不只是时间之流无意义的逝去。其次，过去成为“某个人的”，本身就意味着记忆是一场基于过去的“意识”活动或“我思”过程，唯有“意识到”，记忆才有可能实现。最后，记忆是有内容的，因而可以作为情感反应的土壤和素材库。而情感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深化个体的自我意识。因此，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我意识，以及能否创造出有情感的人工智能，关键就在于记忆。只是，人工智能的记忆不能无中生有，只能由人类来创造，赐予他们“过去”。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关于人工智能的意识测试研究，一些科幻作品也以一种可能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关于人工智能与人造生命的未来。人类将再一次在新的语境下思索人之为人、我之为我的根本问题，并为一种可能的共处做好准备。如此，美国科幻小说作家迪克（Philip K. Dick）提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造生命具有自我意识，那他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吗，抑或他依旧只是个被人类社会分工安排好的肉体傀儡”，就越发迫切地需要进入科学发展与人文关怀的视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哲学家、科学家与大众的共同参与。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