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北学源流
2020年08月25日 09: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5日第1996期 作者:王云飞

  魏晋南北朝包括三国魏、西晋、东晋、南北朝,其中,南北朝之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北朝之学被称为“北学”。清代皮锡瑞《经学历史》云:“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为南北朝分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北史》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可见,北朝“北学”的称谓自古就有。

  北朝北学特指北朝经学。从地域来看,北朝经学主要集中在河北,此地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悠久的经学传统,为经学兴盛提供了良好条件。相比之下,曾经的经学中心——齐鲁之地,因战乱和受南学影响而呈衰落之势。从发展阶段来看,北朝经学经历了汉学传统、魏晋传统、南学传统兼容并蓄的前期,郑玄之学为主的中期,南学北渐的后期三个阶段。从经学家来看,北魏大儒徐遵明著书满家,经学成就最大,当时莫不仰望。不仅如此,徐遵明从学甚众,为北朝中后期培养了众多经师,如著名经师熊安生、卢景裕等。从经学文献来看,卢景裕《周易注》、卢辩《大戴礼记注》、苏宽《春秋左传义疏》、贾思同等《春秋传驳》、熊安生《礼记义疏》、徐彦《公羊传疏》等,虽现存仅吉光片羽,但尤显遗风、弥足珍贵,于北朝经学功莫大焉。

  北朝经学的繁荣不是突然出现的偶然,而是经过了三国魏、西晋之后,历史发展的必然。将北朝经学置于魏晋南北朝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见其发展的源流脉络。三国魏、西晋时,玄学最盛,传统经学和新兴玄学既相互排斥、斗争,又相互促进、融合。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两股激荡的学术思潮南北分流,东晋偏安江南,玄学大盛于江南,而北方经过了五胡十六国后,经学见盛于北朝。

  汉末之时,儒学之弊渐显,至三国魏时,何晏、王弼倡导玄学,纠儒学之弊,崇道家之用,何晏组织编著的《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成为玄学代表作。之后,竹林时期出现了著名玄学家嵇康、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因激进而招来杀身之祸,阮籍言唯谨尔,独步庙堂之上。西晋时出现了代表性玄学家郭象和裴頠,郭象《庄子注》在向秀《庄子注》基础上述而广之,被视为玄学发展的最高峰,裴頠以《崇有论》见称于当时。东晋时鲜有玄学大家和玄学著作出现,但玄学的波及面却最宽和最广,几乎整个社会上层人人谈玄,玄学出现了生活化、艺术化的趋向。这是魏晋玄学大致的发展历程。

  魏晋玄学发展之时,老庄道家繁盛之至,儒学虽显式微,但仍以连绵不绝之势发展着。

  经学兴盛于汉代,汉时经有今古文之分,且有数家、数说,汉末郑玄兼擅今古文,集众家之所长,将众经合而为一,于是学者皆从郑玄,不再阅及众家。郑学因此而盛,众家因此而衰,郑玄之功在此,但其弊也在今古文不分以至汉代今古文的传承亡而不可考。总之,汉末时经学之变在郑玄之学。郑玄之后,经学之变在三国魏王肃。王肃反对郑玄之学,其学被称为“王学”,在西晋被尊为官学,颇为盛行。今人熟知的《十三经》注,有三部是三国魏人作注:王肃《尚书正义》、王弼《周易正义》、何晏《论语集解》;有三部是晋人作注:杜预《春秋左传正义》、范宁《春秋谷梁传注疏》、郭璞《尔雅注疏》。

  魏晋玄学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吸收了儒家思想,实质是儒、道交融的产物。玄学推崇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既包括道教经典《老子》《庄子》,也包括儒家经典《周易》。魏晋重要的玄学家都写过与《论语》相关的著作,何晏有《论语集解》、王弼有《论语释疑》、郭象有《论语体略》。玄学发展最高峰的郭象《庄子注》,看似是道家著作,却是儒家思想内核,强调的主旨是“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魏晋传统经学和玄学的同时发展,不仅体现在魏晋学术发展的整体,也体现在具体经学门类上。以《论语》注为例,魏晋南朝既有以玄学注《论语》者,也有以传统汉注方式注《论语》者。继承传统汉注注经方法者,包括魏时的陈群、王朗、王肃、周生烈,晋时的谯周、卫瓘、栾肇、虞喜、庾翼、范宁、梁觊、袁乔、蔡谟,南朝宋的颜延之、慧琳,南朝梁的梁武帝、禇仲都。以玄学注《论语》者包含三类。第一类是进行《论语》集注的三大家:何晏、江熙、皇侃;第二类是魏晋时期以玄学注《论语》两大重要转折点的王弼、郭象;第三类是受王弼、郭象影响的缪协、缪播、李充、孙绰、殷仲堪、张凭、沈居士、顾欢、太史叔明。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玄学之风随之南迁。与此同时,传统经学在北方得以保存和发展,魏晋以来并行发展的两股学术思潮自此南北分流,南玄学、北经学成为东晋南北朝学术的主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经学和玄学的此起彼伏、相承不辍,与那时的政治状况紧密相关。士族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的最大特点,魏晋政权的统治基础是士族,皇权统治依赖士族的支持。士族喜好玄学,统治者推崇传统经学。传统经学和玄学的斗争,根源在皇权和士族的斗争。传统经学与玄学的妥协、融合,根源是皇权与门阀士族的妥协、共存。与皇权不振、士族兴盛相应的,是传统经学的衰落和玄学的兴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魏晋南北朝十二家《论语》注研究”(18FZX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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