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的非洲史学科从无到有，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与其他领域相比，我国的非洲史研究仍然很薄弱，亟待加强。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步入该学科领域，从事非洲史教学工作。作为我国非洲学界的一位老学人，我愿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新时代的呼唤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这是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在此形势下，我国人民亟须了解非洲，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其历史。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必要。

　　其一，中国与非洲共同的历史渊源，我们不能忘。自古以来，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非洲的尼罗河流域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进入20世纪，世界形成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类，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同属后者，成为历史的命运共同体。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节节胜利，中国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美好世界，中非这种共同的经历需要进行研究。

　　其二，历史性的共同复兴梦要探讨。随着纳米比亚1990年宣布独立，非洲最终完成了民族独立大业，新的使命是实现复兴梦；中国的今天也在实现伟大的复兴梦。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洲素有“世界资源宝库”之称，经济发展潜力极大。中非之间如何互利共赢合作发展，需要从历史到现实进行研究。

　　其三，为了共同的国际安全，需要历史性研究。苏伊士运河和绕过好望角的航线是重要的国际通道，历史说明非洲的军事地位举足轻重。现在，我国已派出多支维和部队到非洲，我国的军舰也到非洲东岸护航。非洲有54个国家，在联合国约占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在诸多国际组织中，其席位也颇为可观。非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我国要获得其支持，必须进行有关的历史考察与研究。

　　其四，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非洲是世界第二大陆，横跨南北半球。它有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和第二大热带雨林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环境问题，都离不开非洲，这些需要对有关历史进行考查。

　　其五，中非关系新发展的需要。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揭开了中非关系的新篇章。今天进入新阶段，中非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是重要的新举措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古丝绸之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非洲是古丝绸之路陆路的中转站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所以，今天为了做好“一带一路”这一“工笔画”，必须加强中非关系史研究。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只有深知过去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事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共产党人的使命时，就是从历史讲起的。历代革命导师都十分重视对历史的研究与学习，一致认为要想解决好现实问题，必须考查该问题的历史全过程，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今天要加强非洲历史的研究，为的是更深入地了解非洲和认识非洲，这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十九大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发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号召。我们加强非洲历史的研究和普及，正是对此号召的响应。

　　年轻学科的特需

　　在历史学科中，非洲史是最年轻、最薄弱的新兴学科之一，它需要特别的关照、扶植和对待。该学科的薄弱状况是殖民主义侵略造成的。从15世纪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在非洲掠夺“黄、黑、白”，即黄金、黑奴和象牙。400年的黑奴贸易，不仅使非洲遭到社会经济的大摧残，而且受到精神的奴役。歧视非洲人的种族主义谬论甚嚣尘上，非洲历史被抹煞了，古埃及文明被说成由希腊、罗马所继承，算在西方文明的账上。直到19世纪中叶，即便像黑格尔这样治学严谨的学者，都认为非洲无历史可言。只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需要原料、市场，有必要停止奴隶贸易，开始瓜分非洲，实行“有效占领”。为此，西方国家考查非洲，兴起了非洲地理学，但非洲历史学仍不被重视，以致1948年英国学者J. D.费奇在加纳大学任教时看到的情况是，非洲学生的欧洲史知识要远远多于非洲史知识。这说明非洲史研究多么欠缺。

　　这种情况的改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52年埃及发生“七月革命”，1956年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在埃及的影响下，北非各国掀起武装斗争，纷纷独立。1957年，加纳独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点燃了民族独立运动的烈火。1960年，10多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沉闷的非洲突然怒吼了。为什么会这样？学者们开始从历史上找原因。英、法、苏等国都有各种非洲史书刊问世，美国建立了数千人参加的非洲研究会。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事件，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65年起组织编写8卷本《非洲通史》，并且指出：“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来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这种状况要改变了。这是非洲史研究在国际上的新起点，从此开始了研究热潮。

　　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外宾时指出，中国要加强对非洲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的研究。同年7月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亚非研究所（1964年分设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北京大学等高校组建了非洲研究机构，各高校纷纷努力开设非洲史课程。70年代，全国19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几十种非洲历史著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问题研究会诞生，它们努力将非洲研究与教学工作推向高潮。仅就非洲史而论，除有大量论文外，还有几种教材和多卷本非洲史也问世了。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走进非洲进行考察，改变了我国非洲研究者以往没有去过非洲的状况。

　　但是，进入21世纪后，情况却有了变化，非洲史研究出现了低潮迹象。由于该学科比较年轻，队伍较小，水平尚有限，其研究一时尚难应对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例如，美国的非洲史教授面对新世纪和新形势，纷纷将“非洲史”课程改为“非洲与世界”。我国则很少出现此情况。与此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规划改革方面，年轻的非洲史学科在机构设置、经费分配、人员充实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未能得到特殊关照。于是，相当长的时期，全国没有招收非洲史专业的博士点，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单位也很少，以致一些60年代就开始从事非洲史研究的老学者退休后，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据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每年发表史学论文数千篇，非洲史方面的论文每年仅有寥寥几篇。在非洲史研究会的每届学术讨论会上，更多的是对非洲现状的关注，而很少有非洲史课题的讨论。上述诸类情况，亟待改变。除了体制改革外，重要的是研究工作本身的改进。

　　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新

　　历史本身是不能改变的，但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前进。我国非洲史学的发展，必须面对实际进行创新。

　　其一，要面对非洲的实际。非洲已完成民族独立大业，进入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期，“非洲联盟”已取代“非洲统一组织”。过去，我们研究非洲史重点是反殖民斗争史、民族独立运动史，关于社会经济史问题的研究也与政治课题有关，例如非洲的单一经济问题、奴化教育问题等，而且多是“大非洲”的讲述。今天，研究重点是发展问题，就不能只关注政治课题，也要对经济社会文化问题进行重点研究。马克思曾指出殖民经济有二重性，它们为了剥削的需要，也在殖民地搞现代化产业，现在当这些产业要为独立国家服务时，就需要对其全面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利用。在文化方面，当今世界要求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非洲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如何交流？这也是新课题。非洲各地情况差异很大，要加强对各国各地区的细致研究，改变以往对非洲笼统而论的“大非洲”论述方式。

　　其二，要面对中国的现实。1961年毛主席提出要加强非洲研究时说：“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当时，我国的民众和广大各级干部对非洲情况都不清楚，这是历史造成的普遍现象。所以，我国学者研究和撰写非洲史读物时，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应特别重视普及工作，要用多种形式进行普及宣传教育，研究和教学工作都要与新闻、媒体工作紧密配合，力求相辅相成。学科群众基础的薄弱，还影响到了学科人才的短缺。因为难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从事这一行业，所以，尽管我国非洲史研究的兴起在时间上并不晚于西方史学界，但在人才数量、资料基础和研究成果方面则有极大的差距。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大问题，主要依靠学校。中小学教学就应有非洲方面的内容，大学文科要有“非洲史”课程，工科院校和职业院校也应开设非洲方面的选修课程。这样，既可以培养各种人才，也可为未来的非洲学研究生和高级人才的培养打下扎实的基础。

　　其三，要面对国际的现实。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是当今世界的特点。面对此国际环境，非洲处于什么地位，非洲应如何应对，如何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外交方针，则是重要研究课题。为此，需要知道世界各国对非政策的变化，特别是英、法等原宗主国与非洲历史关系很密切，现在有何新变化？美苏曾在非洲激烈争夺，现在美国对非洲是什么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如何面对非洲？这些都需要联系历史进行研究。当前，在制定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时，也必须关注上述历史问题。

　　总之，我们今天研究非洲历史和现实，既需要微观研究，也需要宏观研究，二者缺一不可。我们要顺应新时代的需求，千方百计使我国的非洲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休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顾问、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顾问、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顾问和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