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国际关系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就国际关系理论的变迁、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变化的国际环境对理论构建的启发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呼吁构建更平衡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

　　建立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开幕致辞中回顾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及演变。他表示，国际关系理论起初就是建立在“核心”的关切维度之上的。而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来自“边缘”的国际关系主张，包括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泛地区主义等，就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出声音。不过这些话语更多的是来自政治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的表述，而非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边缘”与“核心”的国际关系话语开始出现缓慢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需要在相互尊重、对话以及学习的精神下继续融合。因此，他呼吁打破“欧洲中心论”，建立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

　　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介绍了中国本土代表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谈到了构建本土理论面临的挑战。他表示，文化与本土知识在构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只有通过与不同理论的沟通与交流，才能促进和丰富彼此的成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表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的浮躁现象令人担忧。近年来，国际关系论文的数量增加，但不同研究之间没有通约性。他建议，国际关系研究要重视先贤创造的人文精神，注重质量与艺术，避免低水平重复。

　　从多个维度切入研究

　　与会学者从自由主义秩序、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人性与国际关系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研讨。

　　随着个性彰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从人性或者情感层面分析领导人决策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表示，特朗普现象可能让学者更多地重新审视领导人个人特点对内政与外交决策的影响，而并不一定与情感研究相关，这一点需要厘清。但是，相对于大的理论来说，这些“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冷战”后确实得到了更多的发展。“冷战”期间，更多的是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冷战”之后，则更多关注非结构性因素、非物质因素，这也是“冷战”后认同政治比较流行的原因。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但是在欧美学界，很多人愿意称自己是自由主义学派，鲜少有人愿意被称为现实主义者。美国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斯蒂芬·米勒（Steven Miller）表示，“我对现实主义给予了很大同情，我认为他们讲的都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基础”。然而，现实主义的特征常常被误导。权力很重要，这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主张。关于“国家是理性的”假定是对现实主义的误导。很多人包括现实主义者自己都称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错误认知很多时候是受某种偏见的误导。比如，“将威胁最大化”，这算是现实主义者非常直接的感知，因此，非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现实主义的认知。

　　从全球视角构建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在未来的发展会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而那些一直被忽视的话语也可能逐渐变得更强。但是，有学者提醒，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或者构建，不能过度强调本土性和例外性，也不能突出对立。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表示，在思考全球国际关系的同时，还要真正从全球视角考虑，“西方”与“非西方”的分类已经过时了。此外，全球化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看到，现在要达成全球共识变得越来越困难。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与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构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是因为欧美相对在衰落——变得有些缺乏自信，资源相对在减少，实力也相对在减弱。但问题是，全球国际关系理论最终会成为类似不结盟运动，还是真正实现一般意义上的全球性，还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