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在相当长时间里，其研究视野和路径的局限性颇为明显，且缺乏理论对话的能力，一直处于相对孤立和弱势的状态。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迁和史学研究方法转变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商业史学者不断拓宽研究视野，更新研究路径，并构建出极具挑战性和阐释力的新理论，开创了商业史研究的新局面。

　　拓展研究视野

　　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商业史研究的视野相当有限，在时空维度上尤为明显。学者们考察的时间段主要是17世纪末至今，聚焦于欧美等发达工业国家。这种研究视野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化取向，将其称为“西方近代商业史”，或许更为准确。

　　近年来，受全球化、国际史、新资本主义史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商业史研究的时空范围得到极大拓展。商业史家开始研究近代之前的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包括银行、公证机构、公司等。这些研究有两个重要旨趣，一是探究古代商业组织在理念、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特征，以寻找商业活动的普遍规律，或探求人类早期的商业智慧；二是考察古代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分析王室、国家、行会等权力因素对近代商业公司起源的影响。同时，商业史家将目光转向西方以外，研究印度、中国、日本等地的商业活动。即便在“西方近代商业史”领域，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也在拓展。以往的商业史研究侧重考察大公司尤其是垄断性的巨型公司，认为它们是西方近代经济的核心。新的商业史研究则强调其他经济行为体的作用，着重研究中小企业，并承认少数族裔和群体对经济的贡献。

　　受后现代主义、环境主义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商业史家开始将更多维度纳入研究视野。传统上，他们主要关注近代商业组织及其活动的发展和积极影响，比如财富增长、物质繁荣、技术和理念的创新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商业史家开始意识到，商业活动在给人类带来进步和繁荣的同时，也会造成破坏。于是，他们开始关注商业史的“黑暗面”，包括环境破坏、种族主义、对女性的侵犯、强制劳动、阶层固化等。

　　更新研究路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商业史最重要的研究路径就是市场中心主义，将自由的商业活动视为企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所在。虽然钱德勒十分强调管理之于企业的重要性，但其研究有一个潜在前提：这些企业是在自由市场内活动的。

　　近年来，这种研究路径逐渐被打破。在学术层面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从古至今，市场总是受到各种权力的约束和管制。在现实层面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很多学者意识到，不受限制的市场行为存在巨大风险。因此，很多学者开始认为，管制和规则不是自由市场的对立面，而是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很多时候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受此观点的影响，学者们开始研究家族权力、社会网络、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国际体系等外部权力因素对商业活动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商业史研究路径，即“以法律、信用、制度、管制和组织发明为中心的研究”。

　　这种研究路径开创了商业史研究的新局面。在研究方法上，商业史广泛地从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政治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汲取资源。一方面，继续研究民族国家等政治体的制度性权力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考察宗族、宗教、社会组织、公共舆论等社会中的权力与商业活动的关系。因此，商业史研究的题材随之变得更加丰富。近年来，家族企业成为美国商业史家关注的重点，他们着重考察这些家族如何通过维护其在家族、地方和全国的权力网络，延揽人才、捍卫利益和推进创新。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家族企业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此外，各种规模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政商之间的中介、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等，也成为美国商业史研究的热点。

　　美国商业史研究路径的整体转变，也导致了企业家研究路径的变化。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受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影响，美国商业史学者在研究企业家时主要关注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即其创新精神、经营理念、管理能力等。此后，企业家的领袖魅力和个人性格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其个体的能力、品德和影响力对企业的重要性。20世纪末以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研究路径提出挑战，试图从外部因素入手对企业家进行研究。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家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不是凭借个人的品质和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由社会网络、行为榜样、信息获取途径等因素构成的社会资本。

　　深化理论思考

　　早期的美国商业史研究其实是商业研究和训练的副产品，以实证考察为主，缺乏理论批判精神。钱德勒开创的“管理革命”极大地提升了商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甚至使其具有了挑战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能力。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路径的更新，商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引发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

　　首先，商业史研究极大地挑战了对诸多学科都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这个术语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关于时间对比的概念：现代世界是进步的、快速变化的，而它之前则是缓慢的传统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反思这种古今截然两分的线性理论。第一，很多现代商业组织在前现代时期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同类型的组织。比如，银行长期以来被视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商业组织之一，其实在古代银行就已出现，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都有类似机构。第二，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自由劳动的胜利。直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强制劳动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广泛存在，在现代工业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权贵资本主义”，即市场活动参与者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勾结，其实不是现代化的产物，17世纪之前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就存在这种现象。

　　其次，商业史自身也在构建更具解释力的新理论。近年来，商业史研究已经超越了企业研究的范畴，其考察范围包括企业集团、人际网络、供应链以及各种临时组织、工程项目、金融财团、政企关系等。这激发了商业史家重新思考市场理论，他们提出了三组问题。第一，谁构建了市场？是消费者还是金融机构、设计产品和服务的公司、经销商？第二，企业是如何嵌入社会的？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是如何渗透到公共空间的？企业与协会组织、工会组织、政党、国家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三，宗教组织、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是市场的一部分吗？它们对市场活动有什么影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商业史家提出了新的市场理论。他们认为，市场并不是经济领域的“自留地”，而是一个与社会各个领域具有连接的网络；市场并不是自发地行动，而是与政治、权力、性别、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市场的功能不仅是分配商业资源和经济资源，而且重塑资源、信息、权力和人工制品；在每个特定时期内，市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常规的序列，而是涉及各方面的多边关系；宗教组织和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以各种方式承担风险、进行创新，推动了市场的成长和完善。

　　此外，有些商业史家试图构建新的管理理论。他们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管理工作，也难以界定什么是实施管理战略的最佳方式，管理本质上是一个如何改变权力关系和如何实现妥协的问题。除了效率、规训和激励机制之外，性别关系和信用也是管理过程应关注的关键问题。

　　总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商业史研究在美国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理论化，并开始得到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认可。不过，美国商业史研究要想继续深入发展，还需要在学术化与公共性之间保持平衡，在吸收其他学科资源的同时，也要注意构建和捍卫学科本身的自主性。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