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六大苏区之一。从1927年8月闽浙赣根据地的创立到1937年冬，先后经历了前期斗争、发展、后期斗争和三年游击战争四个阶段。闽浙赣苏区在全盛时期，地理范围包括上饶、横峰、弋阳、崇安、开化等20余县，人口100余万，红军发展到万余人。闽浙赣苏区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不仅开展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而且进行了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民众生活极端贫苦

　　闽浙赣苏区地处山区或半山区，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农业生产落后、工业凋敝、商业萧条、文化教育落后，民众过着敝衣粝食、极端贫苦的生活。

　　封建统治异常残酷。地主阶级利用保甲制度对人民实行压迫，在江西上饶、河口等地设有“赣东镇守处”，仅弋阳县就设立了200多个保、3630多个甲，残酷压迫人民。在闽浙赣苏区，一件棉袄穿几代人，灾荒年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租债逼紧时卖儿鬻女或吊颈、投水的悲惨事件时有发生。

　　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据江西弋阳、上饶、铅山、横峰、贵溪等五县的调查：地主和富农占人口总数的9.5%，却占有80%以上的土地；贫苦农民占人口总数的90.5%，仅拥有不足20%的土地。皇庄、庙会、清明祭会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教堂，也占有大量土地。

　　地租杂税多如牛毛。地主阶级利用地租、高利贷等残酷剥削广大贫雇农。当时，地租一般占土地全部收入的50%以上。苛捐杂税多达70余种，如人丁税、门牌税、屠宰税等。80%的农民饱受各种高利贷盘剥，如“现扣利”“出门利” “滚滚利”“买青苗”等。

　　文化教育十分贫乏。据记载，“在赣南闽西，文盲人数占到该地区人口总数的95%以上”。据1923年调查，弋阳八区第八乡有150户、1400余人，仅有两名高小毕业生。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城乡流行许多“鬼名堂”，为治病而请巫师捉“鬼”除“鬼”的现象相当普遍。

　　大力开展反贫困斗争

　　为促进根据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苏区革命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使苏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闽浙赣苏区从实际出发，大力开展反贫困斗争。

　　一、恢复农业生产。1930年，闽浙赣苏维埃先后颁布《土地临时使用条例》《补充土地法》《土地分配法》等，将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销毁剥削契约；苏维埃银行向无钱购买耕牛和农具的贫民提供贷款，其中包括因自然灾害和生病而致贫者；实行按产量计算土地税的累进税率，贫农减税5%、雇农免税。鼓励垦荒，1933年《闽浙赣第一届省苏委会第三号训令摘要》规定，免收贫雇农开垦的荒田土地税三年，并由土地委员会开办训练班，向农民传授科学种田常识。

　　二、开办各类厂矿。组织成立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30年在苏区开办了皮革厂、炭厂、造纸厂、榨油厂等。1931年，赣东北苏维埃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了大办苏维埃工业和自力更生办工业的方针，创办了大小规模的厂矿，如煤矿、铁矿、枯饼厂等，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大办造纸厂。为解决因敌人经济封锁而造成的食盐、糖、日用品采办困难，苏区群众还建立了土法制盐厂、制糖厂，“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人人动手找硝，家家熬盐”。

　　三、活跃商业市场。1930年9月，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调整了对私营商业的政策，规定“允许商业自由，同时须严禁商人投机与提高物价”。1931年5月前后，省级各单位及各县成立“贩卖部”，区、乡设立合作商店；苏区普遍成立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贮粮合作社及信用合作社。创立股份制，发行红色股票、公债。创建物资检查局、赤色邮务局，培养红色采购员、发行“兑换券”，方便与非苏区贸易往来。

　　四、发展文卫事业。1933年5月28日，《反封建反迷信运动宣传大纲》要求，区以上苏维埃政府设立文化部，乡有文化委员，村有文化小组，管理苏区内文教工作。苏区对贫苦群众实行免费教育，创办“工农夜校”“识字班”和“识字站”，开展扫盲运动，组织群众识字、读报。1931年9月，《苏维埃工作决议案》指出：“要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使他们自己起来注意个人和公共卫生，以减少疾病和死亡！”并组织群众开展卫生运动、进行卫生评比竞赛。

　　取得巨大成就

　　经过数年的反贫困斗争，闽浙赣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毛泽东称赞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和“模范的闽浙赣省”。

　　农业生产大幅提升。革命后的农业生产水平远超革命前。以1933年为例，赣南闽西区域的农业生产比1932年增加了15%，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20%。据《闽浙赣省的经济建设》一文记载，1933年苏区平均每亩收谷子四担，比上年多收一担。全省棉花实现了自给自足，无须白区供给。油菜产量比革命前增加一倍。开垦荒地三万亩，增加谷子几十万担。苏区农产品自给有余，谷子、油、茶叶、棉花等远销其他各地。

　　工业财贸逐步健全。苏区工业发展迅速，织袜厂、缝制厂、纸厂等都能供给苏区内部需求，纸张每月输出3000—5000吨。毛泽东赞扬说：“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建立生产合作社50余家，消费合作社资本达83000余元，储粮合作社20余万股；创办国营商店和国营药店30余家，贸易活跃。

　　文教卫生成效显著。1934年1月，苏区已有列宁小学280所，学生9000多人，7—15岁学龄儿童全部进了列宁小学。“扫盲运动”简便灵活，弋阳县占根据地人口95%的文盲，有80%以上摆脱文盲状态。创办《工农报》《红星报》《红色闽北》等10余种报刊，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贫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下降，包括当时肆虐的疥疮也大为减少。

　　群众生活得到改善。革命后，一般农民每人分得田地五六亩，每亩有四五担谷子收成，物价稳定，一块钱可购买二斗八升米、八斤多猪肉，棉花、布、盐充裕。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资增加了一两倍，基本消灭了工人失业现象。妇女结婚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女工享受产前产后休息和津贴、小孩抚养费等特殊照顾。

　　总之，闽浙赣苏区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创新减贫模式，充分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是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一次成功实践。闽浙赣苏区反贫困斗争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改善了群众生活，推动了革命发展。

　　（作者单位：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