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于广大考古工作者以及从事我国上古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意义尤其不凡。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他还指出，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
上古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起点和源头，中国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许多根本特质、核心内涵、宝贵基因，都酝酿、奠基于上古时期。将上古历史的脉络、特征、规律研究透彻，阐释清楚，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本质，有助于从根本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源和逻辑依据。本年度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亮点，在于历史学与考古学之间积极互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驱动，有力推动了本学科领域研究者理论自觉和学术争鸣风气的形成。研究的重点，是以考古学材料及传世文献为依据，深化了对新石器时代至东周之间诸如“文明和国家起源”“古史理论”“西周史”“史学史”“诸子思想”等问题的认知。
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
距今1万年至4000年左右，是中华文明酝酿、中华文化精神基因萌芽、中国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人们认识中华文明早期面貌，破解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提供了宝贵线索和可靠证据。刘庆柱、王巍、许宏等人认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特别策划“考古中的中华文明”）陈胜前认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读书》2020年第7期）
中国国家起源的道路，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东方特色。（《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孙波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理性主义是周秦以来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但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神权曾一度作为重要选项被考虑。研究表明，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李禹阶认为，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大都为男性。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的原始民主制度存在先天不足，精神上过度依赖神权，制度上走向“极端民主化”，加之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走上一条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三种缺陷叠加削弱了政权的执行能力和行政效率，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良渚文化原始民主制度崩溃原因蠡测》，《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
“五帝”的传说到底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构建”？目前考古学虽然无法为这个问题提供最终答案，但多学科视角仍推动着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这与20世纪前半期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基本否定五帝历史真实性的做法形成对比。沈长云认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五帝起始年代的上限应在公元前2500年或公元前2300年，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并已进入农业定居时代，处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解读》，《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5期）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的格局，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格局仍以中原为核心，体现了黄帝部族文化的深远影响力与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建构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三》，《济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朱乃诚认为，五帝时代可划分为黄帝、颛顼与帝喾、唐尧与虞舜三个时期。与三者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分别是红山文明、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红山文明是否代表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进一步探索。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即“最初的中国”。（《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自从有了人类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并存和交流就开始成为常态。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有哪些？文明交流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韩建业认为，公元前二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他还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三个时期发生过规模较大的战争。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演进的辩证关系。（《新石器时代战争与早期中国文明演进》，《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袁靖等发现，良渚文化整体的生业状况发展明显不平衡，加之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良渚文化晚期，统治集团和宗教体系可能趋于僵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终走向消亡。（《良渚文化的生业经济与社会兴衰》，《考古》2020年第2期）
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不仅有自己的特点，也与世界其他地区呈现出某种相似性，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共同的规律性。戴向明认为，从公元前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血缘与地缘因素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并论述的重点之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过程中，血缘组织的发展道路是怎样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国家产生的两项标志是否适用于中国？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血缘关系在社会运作中的形式上占有更突出的地位，使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强烈的血缘色彩。（《略论中国早期国家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这一认识既考虑到国家产生标志的普遍性，也考虑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石峁城址的发现，以其独特面貌和宏大规模，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2020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上评选过去10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沈长云曾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居邑的观点，本年度有多位学者提出异议。孟庆旭认为，“石峁族属”或与帝舜有关。（《石峁族属或与帝舜有关》，《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9日第10版）陈民镇认为，石峁古城的发现呈现出中华文化起源进程中更为复杂的面相，但就目前情况而言，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石峁古城性质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3日第10版）孙周勇等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石峁文化作为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考古》2020年第8期）
二里头文化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本年度的讨论集中于该文化的内涵方面。许宏认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视角。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间发生第一次礼制大变革；第四期的早、晚段之间的变化，应是发生在二里头都邑的第二次大的礼制变革。（《二里头都邑的两次礼制大变革》，《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王青等人认为，夏人从史前继承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兽面形象应是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二里头遗址新见神灵及动物形象的复原和初步认识》，《考古》2020年第2期）《论语·为政》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乐是先秦文化的核心，以上讨论为人们认识三代礼乐的损益关系提供了新佐证。
与二里头紧密相关的是关于夏文化的讨论。沈长云认为，顾颉刚提出的“禹是天神”“禹治洪水出于神话”的说法不能成立。作为夏王朝的建立者和夏的第一位王者，禹在历史上的存在不容否定，禹治洪水也是历史事实。这些史事，可以从文献所载与考古发掘结果相互吻合等线索得到进一步证明。（《禹是天神还是人王——对顾颉刚一个疑古主张的质疑》，《齐鲁学刊》2020年第3期）
理论探讨成为突出亮点
围绕苏秉琦先生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的得失，史学界刊发了数篇很有力度的文章。李新伟认为，苏秉琦在1997年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导性纲领，但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丰富和相关研究的深入，也需要对其进行细化和补充。（《裂变、撞击和熔合———苏秉琦文明起源三种形式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与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展开。朱乃诚认为，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初衷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五帝时代前期黄帝时期的史实，后却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获得突破。然而1989年之后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蔓延，对此苏先生向大家悉心提醒与告诫，最终发出学科发展方向“转轨”的要求。（《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文物春秋》2020年第2期）
易建平则针对苏秉琦古代社会演进理论中的概念使用，提出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虽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但其中“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后人应该使用更为严格的科学程序与科学方法解决理论包括概念创新问题，不断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且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该文发表后，在考古学、历史学领域引起广泛讨论。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考古学、历史学领域进一步加强理论建构，提升研究者方法论自觉的重要意义。
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历时百年，如何从理论高度对之加以认识和总结，是摆在考古学家面前的重要议题。孙庆伟回顾了苏秉琦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追求，提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得从苏秉琦讲起；今后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只能在苏秉琦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考古何为：论苏秉琦的考古观》，《古代文明》第14卷）
考古学和历史研究中，必然涉及材料选择和历史真实性问题。如何通过合理的材料选择，保证考古学理解和阐释的科学性？李彬森、陈胜前认为，废弃过程理论的使用范围可以涵盖所有人类过去遗留的物质遗存。只有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考虑废弃过程影响下考古遗存的堆积状况，考古学推理和解释才能更加有效。（《考古材料的真实性问题：废弃过程理论研究及其启示》，《东南文化》2020年第1期）
相对于国外而言，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研究关系更加紧密。如何处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很多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陈淳认为，偏好“二重证据法”的夏代信史学者将二里头文化对应夏族和夏代的论断不能令人信服。面对学术全球化趋势，应该学好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开阔文明探源的视野，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跻身国际水平。（《科学方法、文明探源与夏代信史之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成一农、陈旭认为，学界目前在夏朝存在与否等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争议不仅来源于对史料解释力的不同认知，而且来源于历史学的学科根源。夏朝存在与否，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实和史料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历史研究中的这些不确定性，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缺陷，反而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夏朝”存在吗？——基于历史学学科目的和方法的分析》，《重庆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习近平总书记的“9·28”重要讲话，引起考古学界和史学界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9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出特别策划“考古中的中华文明”，邀请李新伟、刘庆柱、赵辉、孙波、袁广阔、王巍、王晖、许宏、魏继印、陈胜前、胡进驻、江林昌、李禹阶、杨博14位著名考古学家与古史专家撰写文章，以六个整版的篇幅呈现考古成果与上古史研究状况。陈星灿认为，过去的100年特别是过去的70年里，中国考古学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17日第3版）历史认识离不开考古学，较之于历史学其他领域而言，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的关系更为紧密，考古学对上古史研究的意义更为重大。
西周史重构和再认识走向深化
20世纪以来问世的西周金文、上博简、郭店简、清华简，或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新佐证，或纠正了以往的某些错误认知。以清华简为史料依据重新认识西周历史和文献，是本年度许多学者重点着力之处。如关于《摄命》的研究。对于篇中周王的身份，学界有穆王和孝王两种不同意见。杜勇认为，该篇中的王为孝王，册命对象伯摄即夷王燮。（《清华简〈摄命〉人物关系辨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如关于《皇门》的讨论。刘光胜认为，三监之乱爆发后，周公发布《皇门》弥合同姓宗族之间的矛盾，表现出高超的政治睿智与应变能力。（《三监之乱与周公治国谋略的展开——以清华简〈皇门〉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20年第3期）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如期出版，其中收入竹简《四告》《四时》《司岁》《行称》和《病方》五种八篇，均为前所未见的佚文。这些文献的发布，必将掀起新一轮研究热潮。
金文材料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历史地理和军事史的认知。政治思想方面，晁福林认为，史墙盘铭文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周人先祖，而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墙盘〉铭文补释——兼论周代彝铭的文王武王形象》，《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西周时期盛行的天命观念，进入东周时期是否完全衰落？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多持肯定性答案。罗新慧则认为，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政治制度方面，根据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1017号墓出土的三件霸伯铜簋，冯时认为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霸伯治盐与西周井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周代历史上对东土的经营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任务，但由于传世文献记载有限，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仍不够清晰。陈絜以金文所载繁与繁阳的分析入手，指出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两周金文中的繁地与西周早期的东土经略》，《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分封制度、曾国、吴国、越国的历史，文献记载茫昧，长期困惑众多史家。徐少华指出，曾侯与钟铭文是从西周晚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出发，来描述当时曾侯受封立国的情景，美化、颂扬其先祖之功德。（《曾侯与钟铭“君庀淮夷，临有江夏”解析》，《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徐良高认为，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吴越早期历史的构建》，《考古》2020年第9期）
揭示古典史学的特质与成就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为发达。”中国史学的“发达”，不仅体现为历史悠久、史料丰富，还体现在历史理性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刘家和认为，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西方学界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理性，没有哲学。实际上，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中西文明之别，关键也就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用理性结构差异解释中西历史与文化的分途，许多疑难问题有望得到新的认识。
史官既是古代历史的记载者，也是上古神话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叶庆兵认为，先秦史官在上古神话口头传播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史官讲述上古神话往往从现实出发，其着眼点在现实政治，从中可以看出史官的现实关怀。（《先秦史官与上古神话的口头传播》，《史志学刊》2020年第1期）何晋认为，大量史职人员在《周礼》中的设置，反映了战国时期官僚制兴起后对文书行政书写的现实需求。民间私人著述兴起之后，便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史书编撰。（《从〈周礼〉史官设置看先秦史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左传》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代表，是中国古典史学诞生的标志。马卫东认为，《左传》堪称中国古代叙事史的第一个范本。《左传》实现了从历史记事到历史叙事的飞跃，用历史叙事方式全方位叙述历史，在叙事中孕育了纪传、纪事本末体的雏形，开启了中国史学以史为鉴叙事传统之先河。（《〈左传〉叙事成就与中国古典史学的诞生》，《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李锐认为，清华简《成人》篇与《尚书·吕刑》相关，应定性为《尚书》类文献。《成人》篇中的“王”，应该是吕王。借助《成人》，可以探讨百篇《尚书》选书的某些原则。（《清华简第九册〈成人〉篇为〈尚书〉类文献说》，《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2期）李建雄认为，清华简、《尚书·金縢》和《史记·鲁周公世家》对国初周公故事的记载互有不同，三种记录属同源异流关系，主体部分均无伪误。这是各自作者因不同史观，对同一故事在史实截取上各有侧重所致。（《清华简所见周公史料考辨——以〈金縢〉和〈系年〉为中心的探讨》，《宁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抉发诸子思想丰富内涵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与文化发生剧变的时期，诸子百家共同书写了中华思想史、哲学史。由于资料稀少，学界关于诸子评议、攻击与吸收融合，以及诸子讲明道理、争鸣方法的研究仍然欠缺。新出简帛文献为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依据。李锐认为，数术和经典是诸子多学的通行知识；诸子之间的评议起源很早，折中作品出现也比通常的看法要早，作品流传速度较快；诸子说理多通过圣人之言、以史为鉴、譬喻之方，而少用形式逻辑推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综说》，《江海学刊》2020年第3期）
儒道两家均酝酿、诞生于典型的周代礼乐文化基础之上，然而传世文献的阙如导致“老子谙于礼学”“孔子从老子问礼”等历史公案的长期存在。宁镇疆认为，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体现的退处、甘居人下的精神与《老子》思想如出一辙，证明《老子》思想与周代礼学具有深层渊源，也说明儒、道早期多有相通之处，而非如后世般势同水火。（《由郭店简〈成之闻之〉篇申说〈老子〉思想的礼学背景》，《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为破解历史上两孙子之谜提供了可贵依据。黄朴民认为，竹简本《孙子兵法》的意义表现在判断《孙子兵法》成书大致时代、厘定《孙子兵法》篇章次序、对勘《孙子兵法》传世本文字内容、释读《孙子兵法》疑难章句、阐明《孙子兵法》相关军事原则、深化有关孙子所处时代社会变革性质认识、梳理《孙子兵法》与“古司马兵法”之间渊源关系。（《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天下”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杨兆贵、陈书平以清华简《天下之道》为依据，阐述了孔子、墨子、孟子、庄子学派、《老子》学派、荀子、韩非子的天下观。作者认为，孔子的天下观深深影响了诸子；诸子重视天下观，表示他们具有浓烈的家国、人文、民本关怀。（《由清华简〈天下之道〉论先秦诸子天下观》，《管子学刊》2020年第3期）
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是一个复合的思想体系，既有传承而来的思想观念，也有儒家特有的思想主张，还有一些观念反映出诸子思想的某些共性。李健胜、牛杰群认为，郭店楚简所见君臣观念源起于商周时期，儒家君臣观在秦汉时期发生较大变化，但要求君主应为天下人之君的观念仍为儒家所传续。（《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源流论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除以上所举外，2020年度的殷商史地考证、文献整理、文字释读等方面亮点颇多，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涉及。总的看来，在考古发现的直接推动下，2020年度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既关注宏大问题，也强调细节的深描和实证，紧扣重要学术前沿和热点，有力回应时代关切，相关创见精彩纷呈，启益良多。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进一步整合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资料，充分发挥多学科、多领域比较研究的优势，深入揭示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真相和规律，仍具广阔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