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是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江南经济史。在过去人们心目中，明清江南经济史是“中国史”之中“地方史”（或“区域史”）的学术领域，似乎与中外关系史关系不大。但是，江南很早以来就与海外有经济往来，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种往来日益强化，成为研究江南经济演变时不可忽视的方面。因此，近几十年来，明清江南与海外的经济关系成为经济史学界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全球史，为的是在全球史视野中观察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变迁。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中外关系的重要部分，因此我对中外关系史也特别关注。但是，我终归不研究中外关系史，只能从一个行外人的角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敬供诸位学者批评指正。
与外部世界有密切联系
任何人类群体都无法真正做到与世隔绝，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必须与其他群体产生不同形式和性质的联系。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为了纠正学界长期流行的中国“闭关自守”论，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他只谈到了1600年以后的情况，那么1600年以前又如何呢？韩森（Valerie Hansen）在《开放的帝国》一书的序言中说道：1600年以前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帝国：它在形成之时便融合了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对外来影响的开放，而不是一个拒绝外来影响的中央王国”。她说到的“形成之时”从商朝开始。因此，中国自有文字的历史起，就是一个与外部世界有密切联系的国家。
不过，史景迁和韩森在谈“中国”时，都是从今天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中国”出发的，而这个概念又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认知基础之上的。然而，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国家是最近几个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此之前的“国家”，与现在的国家有非常大的差别。因此，那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谈中外关系史的“中”“外”关系时，近代以前与现代也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这个观念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春秋时期，“中国”是相对于“四方”“四夷”而言的。中原地区先前生活着诸多不同的族群，处于所谓“华夷杂居”的状态。到了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认同感逐渐增强，华夏各邦国开始讲究华夷之别，认为华夷有其天然界限，不能混淆。一些诸侯国通过战争扩展自己的疆域，并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与周边族群的战争不断。这些少数族群或被同化或被驱逐到边远之地，华夷的地域之分也逐渐清晰起来。
秦汉以后，周边族群依然在历史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司马迁把与汉朝关系比较密切的族群的历史，写成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开创了以后正史四夷列传的基础。在元、清两朝，出于避讳本民族出自前代中原王朝所称的东夷、北狄的考虑，两朝所修正史没有按照四夷体系来撰述民族历史，而是把以前四夷的一部分民族称为“外国”，这才开始将“外国”与“中国”大致上做了正式区分。特别是清朝，在其明确的疆界内，既有汉族所居的中原内地各行省，也包括各族人民居住的边远地区。因此，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中国”已不是以往狭义的“中国”。乾隆时期编纂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对蒙古、西藏、回部等不再称之为“夷”，四裔的范围，东为朝鲜、日本、琉球；南为安南、南掌、广南、缅甸、葫芦、暹罗、港口、柬埔寨、宋脂膀、柔佛、亚齐、吕宋、莽均达老、苏禄、文莱、马辰、旧港、曼加萨、噶喇巴、意达里亚、博尔都噶尔、英吉利、干丝腊、荷兰、佛郎机、瑞国、嚏国；西为东西布噜特、安集延、霍罕、纳木干、玛尔噶朗、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北为俄罗斯、左右哈萨克、齐齐玉斯、谔尔根齐。因此，在历史上，“中国”在空间范围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
不仅如此，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前，作为相对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中国。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从全球史和比较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的国家问题做了如下阐述：
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特别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私人和基于能力的官僚招聘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口比例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要远远超过罗马的。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如卡尔·马克思、艾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亨利·缅因（Henry 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现代政治机构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1800年……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只查询其它社会为何偏离。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查询其它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
可见，在国家形成的世界历史上，中国似乎是一个特例，中国之外的大多数“国家”并不具有中国所具有的这种现代意义。不仅如此，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大多数时期都拥有长期稳定和相对稳定的疆域。而其他地区的国家则大多旋兴旋衰，疆域也伸缩无常，它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多种多样且起伏波动。因此，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无疑是有问题的。
把世界视为相互联系的区域
既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历史上的“中外”关系，那么，要用什么眼光去看呢？我觉得，在此方面，全球史的眼光可能是很有帮助的。
全球史是近年来国际学坛上的一个热点。按照刘新成先生的总结，全球史的五大基本立场中，第一，摒弃以往世界史研究中那种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思维模式，基本叙事单位应该是相互具有依存关系的若干社会所形成的网络；第二，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只体现在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之中；第三，在上述三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密切的交流。
从这些立场出发，我觉得中外关系史研究可以考虑以下做法。
第一，淡化以往那种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背景的“中”“外”之分，把中国历史上各中央王朝有效治理下的区域作为“中”，而其外的各区域作为“外”，把“中”和“外”都作为一些大小不等的区域。“中国”在疆域、人口、经济体量等方面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而“中国”内部各地区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中国”之外地区的联系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中国”的某些地区和外部世界的某些地区的交往。因此，研究的重点可放在“中国”某些地区与外部世界某些地区之间的交往上。例如，闽越地区与东南亚有长期的民间贸易往来，即使在中央王朝实行“海禁”政策的时期，这种往来也没有消失，相反还在不断发展。如果我们不是以体现全国统治者意志的国家政策为出发点去研究这些往来，那么应当会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成果。
第二，这些交往是多方面、多性质和多参与者的，其结果也是多重的，不应只是简单地关注某个方面、某种性质和与某个参与者之间一对一的交往，而且对这些交往正负两方面的情况都应当同样重视。早先中外关系史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朝贡体制”，并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虽然在朝贡体制下中国与中国之外一些不同形式的政权所统治的地区也会有一些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例如“朝贡贸易”），但是这种体制的中心是中国与这些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在此框架中的经济、文化等交流在规模、频度、内容、体量等方面都是十分有限的。另外，中国和这些政权的关系，并不仅仅取决于双方自身的情况，而且取决于之外各方的情况。例如，中朝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就受到中日、朝日关系的重大影响；中国与东南亚一些邦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受到这些邦国之间以及外来者（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等西方殖民者）的重要影响。因此，不能以“一对一”的眼光来简单看待中国和相关邦国之间的关系，而应当把这种关系放到一个网络中去研究。
此外，中国与相关邦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影响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其负面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有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典型的例子是鸦片贸易。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鸦片是印度的一种重要出口商品，被贩运到东方各地。在印度及东方生活的麦哲伦的堂兄弟巴博沙（D. Barbosa）说，印度西海岸坎贝湾附近的第乌岛是一个兴旺的鸦片贸易中心，商人在此购买鸦片，运到马六甲，卖给各国商人，其中包括中国商人。欧洲人到来后，发现鸦片贸易有暴利可图，于是积极参与其中。葡萄牙人还通过暴力掠夺、海上封锁等手段，排斥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力图垄断鸦片贸易。葡萄牙人贩运的基本上是产自印度西海岸的麻尔洼鸦片，当时被称作“坎贝鸦片”。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强占澳门后，他们的鸦片主要运到中国。17世纪荷兰人东来后，也将印度鸦片运到其他地区以获取利润，但所贩运的鸦片主要是产自恒河流域的孟加拉鸦片。19世纪中期，一个名叫特文诺（Jean de Thevenot）的人曾到印度旅行，说鸦片是印度的一种主要出口商品，在海德拉巴市场上出售的鸦片很多，荷兰人运来胡椒等商品来此交换鸦片。因此，如果离开了各方参与的贸易网络，把鸦片贸易简单地看作中国与英国等西方列强之间的双边贸易，无疑是有违历史真实的。
第三，这些交往形成的网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些旧的网络衰落、一些新的网络兴起，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是新旧取代，还是新旧共存，或者是新旧相互推动，都需要深入研究，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例如，欧洲人来到东南亚之后，利用原有的贸易网络，建立了新的、更大的贸易网络。这些新网络处在殖民者控制下，为了保障自己的贸易霸权，殖民者对原有贸易网络中的参与者（特别是华商）进行打压甚至屠杀。在这些网络中，华商与欧洲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既有利益冲突的一面，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面。其中，华商与17世纪西方在亚洲最强大的贸易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被认为是中国海外贸易能够在17世纪和18世纪东南亚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因此，不宜以一种简单化的眼光看待问题。
简单地说，在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就是把世界看作若干相互联系的区域，在全球范围的框架内去看这些联系。在此意义上说，就是区域史组合成全球史，或者说全球史框架下的区域史。由于我们是以中国为出发点来进行这种研究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也就是中外关系史。
突破国别史研究局限
区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突破过去盛行的国别史研究的局限，把研究对象置于一个广大的时空范围之中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二者都否定“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所以彼此之间的联系是这种研究的中心。赵世瑜先生指出：“历史学者的工作其实就是发现和建立关联，即按照某种历史逻辑，对特定时空中的那些看似无关的历史碎片建立关联，然后对这些关联做出判断。从区域史研究到全球史研究，就是从建立一个空间内部的关联到建立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在任何一个区域建立历史关联，都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中发现尺度不一的历史关联，以充满弹性的方式来对待‘全球性’或者‘区域性’。”（赵世瑜：《在中国研究：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当然，我绝无贬低以往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意思。相反，我认为这些成就的意义非常重大。正是因为有这些成就，才有了中外关系史这个学科，而且使得这个学科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史坛的一股生力军。我也完全无意否认近代国家形成后各相关国家在中外关系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到的作用，这是今日中外关系的历史渊源。我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认为就像任何学科一样，中外关系史学科也应当与时俱进，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不断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使得自己在各方面更加完善。半个世纪前，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对二战以后历史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行总结。他写道：“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要解决危机，就要寻求新的方法、扩大视野。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才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前进的学科。不仅中外关系史，而且历史学的其他学科，都需要不断自我完善、积极进取，才能使得学科永葆青春，不会落入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种可悲的境地。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