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新发现辉耀中国考古百年华诞
乔玉
将东亚古人类隔离在西方古人类先进石器制作技术之外的“莫维斯线”是否存在？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动荡整合之际，涌现出了怎样的英武领导者？“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意义何在？江西发现的以珍贵楠木营建的230平方米战国大型墓葬，如何见证了越国的强盛？秦简之乡湖北云梦的“中华第一长文觚”记录了哪些全新史料？吐谷浑的“国王谷”中有哪些突破性发现？
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的六项重大考古新发现，可为我们解疑释惑。2021年，正值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100周年，这些重要发现同时也为中国考古百年华诞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
■皮洛遗址B区后缘剖面采集薄刃斧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在约100万平方米范围内，散布各类石制品，目前已采集典型标本3000余件。在2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揭露出多个古人类活动面，出土7000余件石制品。根据地层关系、堆积特征和遗物发现情况，可以大致将发现的七个地层分为三期，整体构成一个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上层年代不晚于距今13万年。三个阶段均发现有石制品及人工搬运砾石密集分布的古人类居住活动面。石制品中约有20%为“烧石”，可能与较为频繁的用火行为有关；还发现由扁平砾石围成的半环状“石圈”遗迹，显示了人类曾在遗址从事过用火、打制石器等活动。
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斧、薄刃斧等典型阿舍利技术遗物，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东亚地区所见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技术遗物，彻底结束了先进的阿舍利技术是否止步于“莫维斯线”、东亚古人类只能制作粗糙石器的争论，对于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出土岩块上的刻划痕迹，是具有现代人特征的象征性行为，显示东亚地区人类行为多样化出现的时间可能要远早于过去的认识，为深入探讨中更新世的古人类行为与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性材料。
“庞贝式”史前大型玉器制作聚落
■黄山遗址出土屈家岭文化玉璜
黄山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被3条地下古河和白河围合，由山上和山下两部分组成，是南阳盆地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揭露面积共2400平方米，遗迹主要为建筑基址、墓葬、灰坑等。出土物以砂岩质制玉石工具为大宗，约2.3万余件，另有玉器116件、独山玉半成品或废品500余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象牙器14件；骨器73件；陶器近700件；猪下颌骨1500余个。其中，三块砾石上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
黄山遗址是一处以独山玉和石料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质的中心性大遗址，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空白。仰韶文化“前坊后居”的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完好保留了建筑技术和日常生活的细节，堪称“庞贝式”遗存。距今5000年前后，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人群强势北上，占据南阳盆地。黄山遗址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墓葬人骨保存为全国最佳，等级分化最明显。一座大型墓葬中，墓主身材高大，身边放置长弓劲矢和玉钺，脚下堆满400余个猪下颌骨，是迄今发现的同时期最高等级墓葬之一，尽显屈家岭社会领导者的英武之姿。
巴蜀文明之光
■三星堆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三星堆六座祭祀坑的发掘举世瞩目，取得多项重大突破。基本厘清了六座“祭祀坑”的地层关系、堆积形成过程、形制结构及遗物埋藏状况，已出土编号文物11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400件。其中，铜器870余件、金器510件、玉器45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提取完整象牙400余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金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铜立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尊、铜罍、铜“神坛”、铜龙、铜网格状龟背形器、玉璋、玉戈、玉凿、神树纹玉琮、玉器座、玉刀、石戈、陶矮领瓮、陶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雕、海贝等，部分文物从造型、纹饰来看，均为此前所未见。
此次发掘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为古蜀文明的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三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和铜圆口方尊、四号坑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五号坑出土的象牙雕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战国时期多元文化融合的实证
■国字山墓地出土铜跽坐人镦
国字山墓葬是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城址——筑卫城的附属性遗存，位于筑卫城城址西侧约300米处的小山顶部，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国字山墓葬有围沟环绕，规模宏大，墓室面积约230平方米。使用双墓道的多室结构，椁室内被分隔为25个分室，葬具为船形独木棺，规格高；随葬品种类齐全，墓葬虽经早期盗扰，仍出土有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漆瑟色彩华丽，图案复杂，十分精美；筝保存完好，总长度达到2.3米，是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最长的一件筝；部分青铜器有包金、错金装饰；还出土了蜻蜓眼、玉龙、玉凤等精美装饰品。根据墓葬的总体特征和出土的铭文资料推测，墓主可能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筑卫城是东周时期越文化的区域政治中心。
国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墓葬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如周围有围沟，椁板覆盖木皮，使用船形棺，以及随葬原始瓷、几何印纹陶器、越式鼎、鸠杖等。同时伴有相当数量的楚文化因素、群舒文化因素，以及自身独特的文化因素。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越国、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为百越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对研究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东周时期吴越楚关系、政治格局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中华第一长文觚”
■郑家湖墓地A区M58出土遗物
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云梦县城关镇。2021年发掘的战国晚期以来的秦文化中小型墓葬116座，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共计1000多件/套，以漆木器为主，其次为陶器，少量铜器、玉器、料器、竹器等。出土的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中，最具价值的是战国晚期墓葬M274出土的形制罕见的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木觚正反两面各七行，每行约50字，全文约700字，字体为典型的秦隶，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可谓“中华第一长文觚”。载有谋士刮说秦王寝兵立义之辞，“纵横家”色彩浓郁，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近似。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的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觚文涉及春秋战国之际魏、越、吴之间的战争关系，其中的“魏越宿胥之野之战”等事件为首见，为探究春秋战国之际的重要史事提供了新材料。还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葬具绘画，为研究秦和西汉早期的葬俗葬仪、宗教思想、服饰文化与艺术造型提供了关键材料，对追溯中国墓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江郭、大坟头等墓地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些材料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寻找吐谷浑“大可汗陵”
■慕容智墓出土成套金银餐饮器具
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是一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群。2019年以来连续获得重大发现，创造了唐代考古的多个首次：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实物遗存、木质胡床、成套铁甲胄、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笔墨纸砚、木列戟屋模型；首次确认吐谷浑文、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首次发现如此大量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
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所见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实验室考古清理保护了该墓葬出土的纺织品、彩绘陶俑、漆木器等各类随葬品800余件，多件为首次发现。出土的慕容智墓志首次提及吐谷浑“大可汗陵”的存在。
2021年，为解决“大可汗陵”具体位置、布局问题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等问题，对新发现的天祝县祁连镇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墓葬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单室砖室墓，墓道内均有整马殉葬，1—3匹不等，亦见有烧殉的羊骨、牛骨等。墓室内出土有漆、木、陶、石、革及各类金属器等随葬品290余件，以残漆木器居多，部分漆木器上有彩绘，并贴有金、银箔，做工精美，装饰华丽。从出土的墓志可知，该处墓葬群为唐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墓志中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与西部少数民族关系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和往年一样，2021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再次从不同方面刷新了已有认知，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并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考古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和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既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
专家点评
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皮洛遗址非常重要，是一处在特殊时空位置、特殊环境下发现的特殊文化遗存。它发现于青藏高原，而在高原地区，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文化遗存都在地表，难以形成原生堆积，而这个遗址有7个文化层位，非常难能可贵。从地层看，从下到上，时代上从早到晚，能够看出文化的发展变化，技术、风格、组合都有区别。这对于建立皮洛这个区域，以及川西高原、青藏高原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谱系都非常重要。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对环境、年代进行高分辨率的测定分析，但我认为，这7个文化层位不会是完全连续的，会有断续，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在有些极端环境下，人类是无法一直在那里生存的。遗址的第3层出土了阿舍利特点十分明显的文化遗存，有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的完整组合。阿舍利技术170多万年前发源于非洲，100万年前后传到欧洲，后逐渐向其他地方扩散。过去认为，东亚地区没有这套遗存，即“莫维斯线”以西是阿舍利遗存，以东是简单的石核、石片遗存。现在看来，这道线可以被我们“擦去”了。这套遗存在第3层突然出现，时间上与西方存在先后关系，很可能与文化的传播、人群的迁徙有一定关系。接下来，要抓紧时间整理材料，还要做一些专项分析。如土壤中能否提取DNA，找出文化的主人；年代需要进一步夯实；从环境入手，找出该区域吸引人群不断在这里生存繁衍的原因。
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张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这是南阳盆地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30万平方米，周边已探出壕沟，面积是确切的。遗址中所有的迹象都与玉有关，当时这里的人们不种庄稼，只做玉器，还挖了运河，把玉器做好了往外卖，拿玉器交换粮食。从仰韶时期到屈家岭时期，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由家居式变为团体式，但不管怎么变化，依然是一个玉器加工制作销售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当然，这个结论还需要继续加以夯实。现在只挖了2000多平方米，还不明确哪里是作坊区，哪里是居住区。这个遗址从仰韶早期（距今约7000年前后）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时期（距今约4300年前后），时间跨度非常长，就目前的发掘面积而言，不可能把每个时期都搞清楚，重点可放在仰韶晚期的房子和屈家岭文化的墓葬上。房子是前坊后居式的，数量很多，那么这就有了一个疑问：南阳盆地仰韶晚期的这些房子是不是都是作坊？墓葬挖得非常精彩，非常细致，连弓矢的痕迹都做出来了，这在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中十分罕见。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我们可从坑的年代、性质、遗物的含义这三个方面来理解三星堆遗址。初步判断，这些坑大体是同时代的，遗物也是同时代的。依据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虽然种类非常多，但还是能看出来是大同小异，尤其是除了五号坑、六号坑之外的坑，不管是埋藏现象，还是出土遗物类别，都很相似。依据二，坑里的遗物是可以拼对的，尤其是二号坑、三号坑，以及七号坑、八号坑，说明这些遗物当初是分别埋在不同的坑里，相对年代是一致的。当然，这项工作还需要经过进一步整理修复，再来验证。关于一号坑的绝对年代，可从两个层面来判断，一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如经过对比，可知青铜器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殷墟早中期。二是通过科技的手段，如碳十四测年。现在公布的数据是四号坑的，其中有6个数据比较集中，主要是距今3100—3000年，相当于殷墟晚期。这个年代数据跟我们过去对一号坑、二号坑的年代判定基本一致。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比较复杂，可大体归纳为三大类：象征性器物，即祭祀的对象；表现祭祀活动场景的器物；祭祀用器。这三大类遗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像金杖、金面具等都是王权的象征。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祭祀信仰，如高大的青铜树，表现的是太阳升降规律，还有更为直观的太阳形器等。这说明，神权和王权在当时是并存的，最高统治者控制着生产贵重器物的资源和技术，并通过宗教祭祀活动，加强社会凝聚力，强化其统治。关于这些坑的性质，还不能确定挖坑掩埋的目的是什么，也没法确定挖坑掩埋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祭祀行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坑用于掩埋祭祀用器。我主张称之为祭祀器物坑。
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
◇曹锦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江西地区的先秦时期历史，文献记载得不是很清楚，需要通过考古发现来了解和构建。国字山墓葬规模巨大，葬具规格高，从随葬形态来看，多种文化因素交织，是目前江西地区最大的先秦墓葬。它的发现，对探讨江西东周时期历史，特别是江西地域文明在华夏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发掘过程中，聚落考古的方法和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墓葬出土的2600多件文物，虽然反映了多种文化面貌，但还是集中以越文化因素为主体。根据出土的两件带有铭文的铜戈及其他遗物推断，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墓主人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筑卫城是东周时期越文化的区域政治中心，此次发现为筑卫城城址的最终定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字山墓葬的发现，为构建和完善本区域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提供了关键性材料，为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展示了全新视角。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郑家湖墓地有天然的资源优势，保存状况比较好，是饱水墓葬，在其他地方几乎见不到，但是好的资源最终还要转换成好的科研成果。郑家湖墓地在发掘过程中，始终重视文物保护，注重多学科合作，真正做到了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如三维建模、水的分析、容器里残留物的分析，人骨DNA分析、各种病理研究等，应该说能用到的手段都用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既全方位保护了文物，也展示了科技考古的价值，代表了我国现代田野考古多学科合作发展的水平。我认为，郑家湖墓地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要放在一个大的时空框架、历史背景下去观察和思考。这批墓葬是战国晚期到西汉初年的中小墓葬，与秦统一六国，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这段历史有密切关系，为研究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典型个案。云梦是当时秦国东进南下的战略要地。通过郑家湖墓地及原先周边的一些发现，我们可以看出秦人占领云梦后，是如何与楚人共处的，是如何进行社会治理的，以及秦文化、楚文化之间又是如何相互影响融合的。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提到吐谷浑，很多人比较生疏，但它占地广阔，立国300年，时间漫长，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因此非常重要。可以说，它的兴衰牵动着中国古代版图格局的变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相关文献的梳理已较为清晰，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新材料了。吐谷浑王族墓葬特别重要。让人想不到的是，吐谷浑归顺唐朝的这一支汉化程度能这么快，要不是出了墓志，还以为就是一般唐墓，刷新了我们以前对吐谷浑余部同化的想象。具体来说，如出土了象牙笏板；墓主人穿着紫色袍子入葬，唐朝有明确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紫服，如果这是朝服的话，那就很重要了；还出土了成组的俑群，这完全是唐朝的制度；还有相当数量的丝织品。中国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没有见到过保存这么好的文房四宝。古人的毛笔，有写字的，还有专门抄经的，制作材料不一样，如果出土的毛笔是抄经用的，那么吐谷浑信奉佛教吗？墓葬出土了六曲屏风、木质胡床、铁甲胄等实物，体现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以往所知的吐蕃人的东西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一些完全是汉人的制度，还带有中亚、西亚的文化元素，所以这个发现很重要，将改写吐谷浑的历史。如果接下来能找到城址或居住址，那么对吐谷浑历史研究将是一个巨大贡献。
（杨阳/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