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古斯都开启元首制统治直至哈德良时期，罗马以地中海为“内湖”在南欧、西亚和北非等广袤地区建立起来的政治实体已经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在此期间，罗马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疆域版图不断拓展，帝国发展达到极盛，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黄金治世下的罗马也在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出现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从对外方面来看，罗马主动放弃了延续数个世纪“帝国无边界”（imperium sine fine）的军事传统，在帝国内部则通过史无前例的巡视方式，致力于完善对意大利与诸行省的治理。

　　公元117年，历经多年征战，罗马帝国的疆域范围达到历史上的顶点。但是一年之后，随着新君哈德良登基，罗马不仅从图拉真时期新建的三个东方行省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撤离，对更远地区的扩张行动也停止了。同时，极力保持同帕提亚和罗马附庸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传统观点倾向于将这种“不进反退”式的政策转变归结于帝国经济和军事难以支持扩张战争。但是，亦有学者认为哈德良的政策调整并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继承。此外，从皇帝个人性格特质以及罗马运输模式等微观视角的考察，近些年也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这次突破常规的改革对帝国旧有的战略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最明显地表现为贯穿罗马崛起的军事扩张传统被终止。从公元前8世纪罗马建城开始，对外征服使得罗马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弹丸小邦成长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正如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借神王朱庇特之口宣称的那样，罗马人的统治“没有范围或时间的限制，帝国是没有边界的”，开疆拓土的观念深植于罗马人的文化基因，对边界扩展的贡献也成为罗马社会评价统治者贤愚时约定俗成的判断标准。因此，在罗马帝国最初的100多年时间里，历代统治者都将对外征服视为自己治下重要的使命和最高荣誉。但从第一次“维爱战争”开始，持续近600年的扩张行动却在哈德良关闭战争之门、拆除马尔斯校场剧院等仪式性的宣示下迎来终结。

　　军事政策转变也导致皇帝与元老阶层之间关系恶化。在帝国早期政治体制下，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大代行执政官（maius imperium proconsulare）和终身保民官（tribunicia potestas）等权力虽然在法理上确立了“元首”（princeps senatus）的超然地位，但在戴克里先之前，所谓的“国家元首”（princeps civitatis）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专制“君主”（dominus）。而公元1世纪之后元老院的权力尽管较之共和国时期有很大削弱，但皇帝和重要官员在形式上仍然由其任命，元老院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更不容小觑。因此，哈德良在登基之初，便表现出对元老院权威的尊重，并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拉拢陷入困境的元老贵族，希望以此维持与元老院之间的友好关系。

　　虽然大量土地、奴隶和财富的流入使罗马国库充盈，从公元前167年开始罗马便废除财产税（tributum）并不再向意大利境内的罗马公民征收固定税，但是以元老院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才是罗马对外征服活动最大的受益群体。开疆拓土下繁荣起来的大庄园（latifundia）经济和行省包税造就了一个巨富的阶层，到了帝国初年奥古斯都甚至需要颁布法令倡导淳朴古风，以此限制社会中日渐奢靡的享乐风气。军事扩张的停止也就意味着战利品获取的途径被截断，即便哈德良通过加图·李基尼阿努斯（Cato Licinianus）从马其顿撤离的先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却显然未得到帝国元老阶层的认同，正如《哈德良传》的作者毫不掩饰地向读者传递的厌恶情绪，“他做的一切已经让大家感觉不悦”，而在“四执政”事件中未经审判处死元老则让哈德良“更受众人怨恨”。

　　与对外军事战略调整相对应的是哈德良在帝国各地的巡视与行省治理。不同于以往统治者在帝国都城中枢处理政务的方式，在哈德良统治的20余年时间里，有一半是在巡视行省的旅途中度过，除了阿基塔尼亚、卢西塔尼亚、克里特、昔兰尼和科西嘉外，皇帝的足迹几乎遍布帝国全境。这种管理方式的革新，让统治者能够更有针对性且高效地处理各地区存在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矛盾。

　　地中海西部地区被罗马征服较早且受拉丁文化影响显著，因此不存在复杂的文化冲突与宗教矛盾，影响帝国统治的安全隐患主要来自于所谓的“蛮族”入侵，哈德良的治理主要集中在提高行政效率与强化边界防御方面。意大利是罗马元老院的传统管辖区域，哈德良将它重新划分为四个新的行政单元，每区由皇帝派遣执政官等级的特使直接管理，进一步强化中央对意大利的控制。“军训”（exercitus）、“皇帝训练”（discplin. Aug.）等钱币铭文和传世文献中涉及军事改革的相关记载，还原了哈德良在不列颠、日耳曼和阿非利加等边疆地区重塑部队军纪与修建永久性防御工事的活动细节。虽然各地钱币上“重建者”（restitutor）的称赞表明，哈德良曾通过授予“恩惠”（beneficium）的捐建方式广泛参与地方的公共建设，但罗马在西部边疆行省的治理措施仍然存在着差异。不列颠钱币上“皇帝远征”（exped. Aug.）铭文暗示大量外省军队曾被皇帝征调到当地强化边境的卫戍力量。在日耳曼地区，罗马的改造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人工防御工事”（limites）取代自然地标作为帝国新的边界。“哈德良法令”（lex Hadriana）中对荒地开垦者在所有权、使用权和继承权方面的肯定，以及给予谷物、橄榄、葡萄种植在税率上的优惠措施都表明，刺激北非边疆地区农业生产、鼓励军事屯垦与荒地开发，似乎才是哈德良北非巡视与治理的重点。

　　卡帕多西亚、达西亚、下美西亚等地流通的印刻“军训”字样的钱币表明，类似于西部边疆地区的军事改革，也同样存在于帝国的东部边疆行省。将地中海东部深受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影响的区域更牢固地整合进帝国统治体系，则是皇帝东部巡视中另外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在巡视希腊地区期间，哈德良极力推动亲希腊主义政策，实现了罗马对希腊事务的介入与控制，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城市精英对罗马统治权威的顺从与合作，希腊人的“罗马认同”也是在这种情境下逐渐萌生的。在对犹太行省的巡视中，哈德良禁止割礼、兴建希腊神庙和拉丁殖民地、推广希腊式生活方式的尝试最终导致第三次犹太人大起义，但困扰罗马两个世纪的犹太民族叛乱问题在之后的血腥镇压与复仇法令的强力控制下，客观上得到缓解。埃及作为帝国的传统粮仓，公元118年初哈德良在埃及颁行的土地和税率改革，则较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因图拉真远征导致的经济困境，维持了埃及谷物生产的稳定。

　　军事战略调整和行省巡视与治理是哈德良时期最具特色的变革，罗马放弃军事扩张传统，转而注重防守的和平策略，为罗马集中精力应对帝国内部问题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帝国最高决策者通过巡视的方式，实现了对意大利和行省的高效治理，巩固边防、平息地方矛盾、整肃军纪、发展边疆屯垦等措施，迅速平息了图拉真末年外战不断、内乱频起的混乱局面，使“罗马和平”的繁荣盛世得以在哈德良一朝继续维持与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哈德良皇帝的巡视与罗马帝国的边疆治理研究”（19CSS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