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科研轻教学，在大学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然而，教学才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历史学作为基础学科，对于大学教师来说，科学研究中对教学积累的倚重尤为明显，以高水平教学带动科研的意义更为重大。我们所说的高水平教学，就是要传授给学生最基本和最先进的知识与研究成果、广阔的学术视野、正确的学术理念以及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就必须站在学科最前沿。首先，必须比较全面地了解学科当前的进展，对最新的学术成果进行不断的、系统的总结，源源不断地充实到教学中去。其次，要瞄准学科发展中的不足与前沿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最后，必须对学科进行总体性的研究，不断对学科内容提出新见解，并努力突破旧的学科体系，建立新的学科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和创造性科研能力的一流人才。因此，教学就成为中心的一环。历史的经验说明：在高等学校，具有先进理念的教学一定会带动科研。
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
教学带动科研，是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老一辈的教师来说，他们在教学中总是用最先进的学术成果来开展教学、教育学生，总是力求教学内容完整系统。因此，他们的教学总是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每一次备课的时候，他们都会考虑到，在过去教学中不足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课程内容各部分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内容及其联系？这就是从教学需要出发选择科学研究的课题。他们这样做下来，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邓广铭先生正是在宋史教学中完成了他的宋史研究体系，成为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田余庆先生对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体系，也是在教学过程中完成的。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系统的、先进的科研成果。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教师在上课时，不能简单地陈述和总结现有的成果，而是要把教学与自己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就会一步一步深入探索。
如何看待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在我看来，大学教师必须以教学带动科研，而不是以科研带动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也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
基础课要关注根本性问题
对于大学本科基础课来说，需要注意点和面的结合。基础课具有全面、系统的特点，涉及面广，在教学中学生会提出各种不同的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发现各种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有可能，教师在备课的时候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或者抓住其中一两个问题进行探讨。课堂上遇到的可能是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但对于了解这时期的历史却有着重大意义。例如，隋朝实际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汪篯先生就是在课堂教学中解决的，进而对隋朝和更长时段的历史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有些则是具有整体性、根本性的大问题。比如，唐朝经济为什么那样繁荣发达？贞观贤相史称“房谋杜断”，为什么在贞观时期二人却少有表现？还有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均田制问题、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士族含义在唐朝的变化等。这些问题在教学中都是不可回避的。有心的教师，如果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水平，应该就这些问题逐步进行研究，充实和深化教学内容。
用最新研究成果充实教学内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一个优良传统。邓广铭先生关于均田制的文章，就是显著例子。在当时“均田制是土地国有制”这种论点满天飞的状况下，他说均田制没有实行。虽然后来的研究对此观点有所纠正，至少说明了当时确实没有按照土地法令分配土地。这比将均田制理解为国家分配国有土地是更加接近实际情况的。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尊重史料，循序渐进，就可以接近甚至找到真实的情况。汪篯先生关于隋代户口和隋唐田亩数量的4篇文章，解决了延续千年的认识混乱，让学生们知道了历史实际的情况，同时对了解隋唐经济繁荣也有重要意义。许大龄先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以丰富事实说明了江南手工业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情况。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基础课教学的内容。
基础课涉及的时间跨度长、内容范围广，只要是有心的基础课授课教师，其视野都会比较开阔，考虑问题时不会钻牛角尖。他们总是能够从大处着眼，或者以小见大，或者选择比较大的研究课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先辈们总是强调，担任中国古代史各个分支学科的教师，无论是讲授断代史还是专门史，一定要承担基础课“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遵循他们的教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坚持每个教师都要上一遍或者几遍基础课，总是选派优秀教员承担“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学。结果，大家都把是否担任“中国古代史”课程看作自己学术水平的一个标志，争着上这门课，并且有些教员坚持把这门课一直教下去。这样做不仅没有耽误他们科学研究的进行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反而促进了他们的科学研究步步深入，专著一部接着一部出版。这样的教师并不是个别的，比如阎步克、张帆和邓小南，他们都是这样做的，比他们年轻的教师也是这样做的。
专业课要采取不同方法
高年级的本科专业课和研究生的专业课，则应采取不同方法。这一类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充实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掌握研究历史的方法，为下一阶段做毕业论文做好准备。此类课程的讲授，大体可以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可以对某个断代史或者某个专业分支进行系统的讲解。怎么讲，也就是写讲稿的问题，是大有讲究的。可以先查阅资料，然后加以综合分析。这样至少可以反映当前科学研究的水平，对自己、对学生都是有益的。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找出若干研究不够的问题加以研究，然后再写出讲稿。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对整个课程的体系和具体内容有了自己的想法。
第二，也可以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就某一个专题或者几个专题进行深入分析，或者宏观地对某些重大问题进行阐述。在这些方面，教师都可以拿出自己的最新成果传授给学生。在这些课程中，如果教师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宏观关怀，学生不仅可以学到相关的基本内容，还可通过教师的讲授学到研究的方法。
第三，还有一种类型的课程是史料整理。例如王永兴先生开设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他先对一件出土文书进行解剖，然后要求学生照葫芦画瓢，整理一件文书。这种做法对训练学生的基本功也有好处，他让学生学会从史料出发、鉴定史料、分析史料，进而得出适当的结论。在整理文书的基础上，学生们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结集出版了。
以上这些做法，成果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讲稿也好，论文也好，资料整理也好，出发点都是教学，教学带动了研究。这里还要澄清一种说法：即“讲稿和建立在讲稿基础上的教科书，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那种仅仅综合现有学术成果而不带有个人研究成分的讲稿，确实没有什么学术水平。但是，那种反映了现有学术成果又有自己研究体会的讲稿，不仅具有学术水平，甚至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例如《中国史纲要》就是这样。《中国史纲要》历时60年而长盛不衰，不仅因为它的内容扎实，更因为它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指导毕业论文要因材施教
最后谈谈如何培养研究生，尤其是指导学生撰写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从整个教学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训练。
论文本身就是一个科研项目，能够进入这个环节，硕士研究生应该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博士研究生则应该具备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因此，为了保证论文的学术水平和价值，即论文在整个学科发展中的意义，论文题目的选定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有的论文学术水平确实不低，但是在学术界影响不大。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论文本身学术价值确实不大，研究水平高的人不见得能够写出学术价值大的论文；二是其学术价值没有被挖掘出来。博士论文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博士研究生的基础知识是否广博而深厚、视野是否宽阔，对于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和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有清晰的认识，更取决于导师的引导。在研究生培养的整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在不同环节看出他们的学术视野和已经达到的水平。如果教师因材施教、引导得当，加上学生的努力，完全可以完成具有高学术水平和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产生具有学术影响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如果教师已经确定了一个研究方向，可以引导学生在这个框架内确定自己的选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经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是唐代政治制度，重点是三省制以及在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发生的体制变化。关于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对于唐代中枢体制转变意义的探讨，就经历了步步深入的过程。从80年代后期起，我在给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隋唐史研究课程中，政治制度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到90年代，我们把《唐六典》作为读书课上重点学习的内容。在阅读和讨论的过程中，对照其他有关史籍和著作，不断发现一些问题，进而引导同学们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终于慢慢有了眉目，大体搞清了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的基本职能。在此基础上，我指导学生们写出了一批颇有见地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其中一些文章陆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最后由刘后滨、孟宪实、叶炜、雷闻四位博士研究生和我一起，完成了《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的撰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还包括了傅连英、陈爽、罗永生、陈志坚、张建利、祁德贵、李蓉等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成果，而某些思路甚至是由本科学生在课堂讨论和毕业论文中提出来的。可以说，这是教学相长的集体创造和教学带动科研的成果。
（本文系著名历史学家吴宗国先生的遗稿，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整理。因版面所限，发表时略有删节）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