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也是历代王朝谋利的重要来源。过去，盐史研究除了技术史之外，其取向多从典章制度入手，以厘清盐史的诸多制度及其细节为目标。但盐史的典章制度复杂多歧，制度条文与社会的实际运作之间存在着关联、互动和差距。近年来，随着区域史视角的引入，学者们运用地理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对盐场区域经济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部分研究结论甚至挑战了对传统盐场制度、户籍赋役、市场发展等方面的既有认知。

　　第一，历史地理的新视角。两浙、两淮等部分沿海盐场在历史上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引发了制度和人群的变迁。以往史学研究对于空间的变化关注较少，因此需要引入环境史研究的视角，在时空的变化中考察区域社会的结构变迁。在两浙盐场，杭州湾北岸的浙西盐场自4世纪以来在海潮的冲刷下不断向内塌陷，杭州湾南岸的浙东盐场则由于泥沙的淤积不断成陆。由此决定了二者不同的发展。吴滔的研究指出在浙西的盐场大多由于荡地坍涨莫测，从明代中叶以后陷入了生产困难，官府通过盐场赋役制度改革，最终将灶课并入了州县征收。长江口的浦东地区情况类似，入清以后，松江分司的其他盐场同样被州县不断介入，地位不断下降。而在杭州湾南部，盐场土地不断扩张。蒋宏达通过绘制杭州湾北部不同时期的海塘分布，厘清了土地淤积的过程，并发现了石堰场世居的灶户们形成的“子母传沙”的土地占有惯例。潘佳莹则对比了鸣鹤盐场和石堰盐场在清代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指出鸣鹤盐场在晚清被废除，除了地理环境变迁的因素外，官府盐务政策的不利影响，剥夺了其市场空间，导致灶户逃移或改业，是引发盐场衰落更重要的原因。

　　在两淮盐场，黄河带来的泥沙与沿海沙洲并陆的共同作用使得海岸线不断向东淤进。鲍俊林的系列研究，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讨论了13世纪以来海洋盐业的动态演变。他的专著提出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是两淮盐场海岸东迁、滩地外涨最为显著的时段，淮盐生产步入黄金时代，草、卤资源在数量与空间分布上出现了显著变化，数量增多、分布有规律，灶户或采用“移亭就卤”的方式，搬迁到淤进较多的地区生产，或利用引潮沟引入潮水进行生产。马俊亚的研究探讨了淮北地区频繁的洪灾是明清王朝国家保运、治黄的生态牺牲，恶劣的自然环境引起了淮北盐业集团内部利益分配的斗争。陶仁义的博士论文部分涉及海势东迁后淮安府的盐民逃离盐场，成为私贩盐徒，继而被官方招募为水兵，后又游离出管控进行海上商贸活动的历程。周倩倩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北打破一家一户一块滩的分散式生产，组织和推广了集体生产组，实现了盐滩使用权的国有化。

　　第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人类学田野调查经验能够提供对盐场社区发展的整体性认识。云南井盐盐场研究在舒瑜的带动下形成了一批成果。如金知恕通过对空间和信仰的细致研究，认为清代云龙盐井的盐业生产发展和经济实力提高后，地方士绅开始通过兴学建庙等形式，获取官方的支持，以打击土司势力，掌握地方社会的话语权。张崇荣发现在长期的卤水资源开发过程中，云南白盐井中有灶籍的“一百二十户头”实际上是盐卤资源的控制组织，官方通过他们向实际煎盐的灶户发放薪本，具有半民半官的色彩。张柏惠发现由明至清，在盐课司赋役征派制度的变革下，井地寄居人口中有许多非井籍的灶丁，但“丁份”的拥有者必须是政府编籍在册的井盐灶户。这些研究展现了井盐产区因卤水的稀缺性而产生的地方社会权利划分，并表现在信仰和风俗上。李何春的专著是系统研究西藏民族地区传统盐业的拓荒之作。他选取了芒康盐井为研究场域，从最为基层的下盐井村、上盐井村及加达村等村落出发，综合分析盐井产盐村落与中心王朝政权、民族关系的互动，勾勒了西藏芒康盐井的民族志。

　　赵逵教授的团队将建筑学的调研方法与历史文献、图片相结合，对盐场和运盐路线上的聚落和建筑特色展开了研究，展现了盐场社会中聚落的分类、建筑物的布局和建筑特色、空间结构的演变等。他对于明代南直隶海防发展与场治聚落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不同层级的海防单位与聚落发展的对应关系，并总结了县级聚落空间边界清晰和市镇聚落边界拓展两个发展规律。廖瑜则具体分析了淮南盐场聚落的等级层次、职能分工、尺度规模、交通组织、空间结构和基础设施等。

　　第三，新史料的挖掘。近年来，有关盐业资料的整理搜集突破官修志书的史料限制，盐场的区域史研究尤其注重对民间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叶锦花的系列文章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指出明初盐场地区的军户、民户、灶户等不同户籍的人群，并不一定如制度规定的“配户当差”被限定在特定的职业中，而是灵活地在不同户籍赋役之间应对，取得利益的最大化。李晓龙通过对广东灶户大族的考察，讨论了明代广东盐场灶课制度的形成和地方大族通过“以田报丁”的形式与地方官员的博弈。在史料整理方面，黄国信、钟长永对与珠江三角洲盐业发展相关的正史政书、档案、方志、文集、族谱、碑刻、契约、访谈笔记等进行了广泛的收集整理。段雪玉、汪洁等通过对广东惠州惠东沿海多个盐场的传统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文献史料和口述访谈，形成了对大亚湾盐场社会的整体性认识。秦雪静的硕士论文，对明代河东盐池的碑刻进行了整理研究。

　　盐业档案的史料价值日渐受到重视。档案既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如长芦盐场中盐工的工种、生产流程、生活水平等微观层面的材料，也使我们有可能探讨如自贡地区盐业对其他行业的资金支持、辛亥革命中四川盐业的作为与贡献等宏大议题。现有的成果集中在档案资料较为丰富的四川和长芦，在其他盐区中也有较好的盐业档案资源有待挖掘。如浙江省档案馆保存了民国云雾档案15720卷，时间跨度为1915—1949年，反映了盐的产制、收购、运销、储存、价格、税收、缉私等活动。对于这批档案的利用，目前仅见1936年岱山渔民暴动、1948年岱山盐民暴动等少量研究，学术界还应更加重视。

　　总体上来看，盐场的区域史研究为我们展现了制度条文以外不一样的盐场社会。一方面，不同盐场呈现出在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典章制度规定下差异化的发展面貌。另一方面，盐场社会变迁的各自区域特征，可以慢慢建构出一幅中国盐场地区社会变迁的总体图景，借此来回答历代王朝国家控制食盐这一自然资源的制度逻辑和实践经验，展现出盐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中的独特之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基金项目“明代盐政运作与东南海疆经略调适”（19VJX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