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世纪，中西方交流呈现出区域性、分散与碎片化的特点。后因张骞两次通西域，成功掀开其最后珠帘，形成了东以长安和洛阳为起点、西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终端、中间以中亚游牧民族为媒介的交通大动脉，开启了中西文明交流互动的新篇章。路已开通，物亦流转，但距离遥远和民族众多等因素，使中国与罗马—拜占庭在很长时期内“相知难相识”，诸如“丝绸产自于赛里斯的羊毛树”等传闻，便成为东西方史家著述中的“常客”。语言众多、史料难懂、中西各重、难以相通、记载不实或无法考证等因素，一直困扰着从事丝路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者。张爽、薛海波的《丝路视域下拜占庭、中介民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便是尝试向这一难题发起挑战的专著。该书以4—6世纪为时间轴、以丝路为线路图、以拜占庭—中介民族—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为关注点，阐述了丝路上各势力的此消彼长、文化交融和贸易兴衰，在史料、视角和观点方面均有创新。
第一，熟练驾驭东西方史料。丝路是一条多文明交往、多民族参与、农牧商经济互补的大通道，在历史长河中，道路沿线形成了以多种语言为载体的丰富史料。因此，对众多语言史料进行收集并予以准确理解和运用，成为打通丝路上中西文明交流研究的关键。但因文献材料的复杂性与学者关注范围的有限性，西方学者研究丝路时多以罗马—拜占庭为中心，无法顾及中国在丝路上的地位与作用；中日学者则注重丝路东段的“胡风东渐”，而对丝路西段罗马—拜占庭关注不足。在浩瀚史料面前，学者研究中西交通时亦面临“相知难相识”的困境。该书作者努力尝试克服这一弊端，发挥他们分别研究拜占庭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的优势，充分运用拜占庭时期的原始文献和中国古代典籍文献，结合中西方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因此，史料的丰富多元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不仅大量运用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文献、佛教文献、出土文献，还有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的《历史》、普罗柯比的《战史》《秘史》《建筑》以及《哥特史》《弥南德残卷》《狄奥多西法典》等诸多拜占庭原始文献。他们在融合运用中西史料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按照由西向东的地理方位，围绕拜占庭与波斯和蛮族关系、中介民族与丝路、欧亚丝路贸易体系中的中国谋篇布局，实现了丰富史料、实证与框架结构的衔接，勾勒出了一幅张骞通西域以后丝路形成至穆斯林兴起以前丝路文明交流的生动画卷，反映出该书试图打破东西方研究壁垒的研究目标。
第二，宏观与微观阐释交替使用。丝路是由多个文化圈或文明圈构成的东西方互动交流的体系。在4—6世纪的丝路上，自西向东分布着拜占庭主导的地中海经济圈、波斯主导的西亚经济圈、游牧民族主导的中亚草原经济圈、印度主导的南亚次大陆经济圈、西域诸国主导的绿洲城邦经济圈和中国主导的黄河长江经济圈。诸经济圈之间既相互联系又互为独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漫长悠远的历史隔阂和往来不定的交流方式，造成学界多数成果长期局限于单个或某些经济圈内。这一范式或视角确实加深了学界对中西交通史上某一问题的认识，但对各经济圈整体之间关联性研究的忽视也可能带来“一叶障目”的结果。该书尝试用宏观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方式破解这一困局，从世界史的宏观视角出发，对4—6世纪欧亚丝路贸易体系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综合关联性予以整体认知。丝路西段的地中海经济圈和西亚经济圈经常发生战争，拜占庭为维持边疆稳定和地中海经济圈，往往以黄金向波斯支付赔款。而波斯在与中亚和南亚经济圈中介民族的交往中，将这些黄金赔付给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为了购买来自中国的生活物资，又将黄金经西域或南海流入黄河长江经济圈。中国的丝绸等物品也经过这一机理完成西传，最终构建起了一个物资分配和流动的大循环。该书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以高昌为个案，对丝路贸易与马匹贸易和城市兴衰的关系给予探讨，认为高昌通过土地国有和强权，强令所有民户培养马匹，小农为支付赋税而兼营丝织业，而小农的税款又被官府用来购买胡商的马匹，胡商又转而购买丝织品。于是，官府、丝绸、小农、胡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货物与钱财在吐鲁番的内部循环，从而推翻了美国学者韩森关于丝绸之路贸易在吐鲁番整个经济体系中作用甚小的观点。
第三，新旧观点相互碰撞。在丝路史研究中，站在不同视角、运用不同史料，常会出现对某一问题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锋。该书延续了丝路史研究新旧观点交锋的传统。作者运用东西方史料、宏观和微观视角，重新审视了丝路上的中西关系。例如，西方学者通过考察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认为罗马与东方的贸易差是导致罗马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该书通过对收入与支出的考察，认为蛮族索取黄金对罗马—拜占庭的财政和经济不构成实质影响，大量黄金还会随贸易流回罗马—拜占庭。传统观点认为，丝路西段的拜占庭与蛮族之间的战争和交往，主要是疆域与军事上的争夺。该书作者通过整体分析后，认为丝路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同，从而导致各自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蛮族与罗马—拜占庭之间的战争和交往的本质，是欧亚丝路贸易体系西段的物资分配和流动问题，他们希望成为丝路沿途各经济圈的主导，控制沿途的贸易城市，蛮族迁徙的目的也是希望融入各个经济圈。这一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又如，学界一般认为，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征讨哥特人，是为了实现“一个帝国”的理想。该书则通过对丝路贸易西段的考察，认为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蛮族对地中海丝路西部的控制给拜占庭占主导地位的地中海丝路经济圈造成了极大威胁。再如，学界普遍认为，北魏孝文帝之所以迁都洛阳，是因为平城保守势力大、经济落后等。该书作者则认为，在丝路贸易繁荣和大兴佛事的背景下，交换物资的增加、佛事消耗与平城资源的有限，成为孝文帝迁都洛阳的重要考量。
总之，作者将4—6世纪丝路上拜占庭、中介民族和中国作为研究主体，以诸多东西方史料为根基，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描绘了丝路史诸多问题新旧观点交锋的精彩画卷。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历史上中国、拜占庭与游牧民族关系的研究，而且对认识当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