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地中海贸易的重新繁荣和古代地理知识的复兴，13世纪末，热那亚、威尼斯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出现了西欧地区最早的航海图鉴。航海图鉴是一种图文并茂的航海指南，主题为彩色海图，饰有船舶、海怪、旗帜、城郭等图案，并在重要地方插入说明。13—15世纪的西欧航海图鉴被视为“地图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是因为，相较于古代世界其他航海指南，它具有如下突出特征。
其一，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较之于古代世界其他航海指南，13—15世纪的西欧航海图鉴最显见的特点是标出等角航线、罗盘刻度盘、风向玫瑰图和比例尺。在航海过程中，海员依据等角航线，在不改变某一方位角的前提下可抵达目的港，有助于提前拟订航行线路。等角航线需与罗盘刻度盘结合使用。最初图鉴上的罗盘刻度盘仅有4个方位。后逐渐发展，16世纪下半叶达到32位。风向玫瑰图表示各种风向的频率、平均风速和最大风速，根据使用对象的不同要求，有年、季和月等多种类型。风向玫瑰图用特定颜色表示不同风向，在无法把握主风向时，航海者可借助风向图选择相对正确的航向。航海图鉴常使用图示直线比例尺，航海者可依据图鉴及比例尺判断不同地区之间的航行距离。此外，针对航海者的关注重点，绘制者对不同地貌进行特别处理：用红色标注重要城市，用不同颜色将岛屿、三角洲与周边不同地貌区分开来，或用特定颜色或旗帜表明某地的政治状况。比如，红底白十字旗表示医院骑士团的领地罗德岛和马耳他。为满足航行者的现实需要，制作者不惜牺牲局部的准确性，通过简化或夸张的描绘，突出海岸线、重要岛屿、海岬及沿岸河流等地貌。经过这些处理，“在航海图鉴中，所有琐碎无用的元素都被清除”，实现了“关于世界最真实的描绘”。
其二，资料多源于航海实践。13—15世纪西欧航海图鉴的主要用途是指引海员的海上航行。因此，准确性是航行者对图鉴的基本要求。由于大多数制作者的亲历经验、航海知识的适时更新及制图技术经年的积累，图鉴的准确性大为提高。首先，不少制作者曾直接参与海上航行或从事与海洋关系密切的活动。以高产而著称的格拉乔索·贝宁卡萨长期担任船长，其子安德莱亚·贝宁卡萨也拥有图鉴制作者和船长双重身份。制图者安德利亚·比安科担任弗兰德尔舰长15年之久。1459年图鉴的制作者安东尼奥·佩莱奇安自称是“鲁特摩港的管理者”。早期最负盛名的制图家维斯康提曾担任威尼斯的海事顾问。其次，制作过程中分工合作。由于图鉴制作工作量巨大，分工合作在所难免。有些图鉴标明多位制作者的姓名。即便仅标注一位，书写、标红、上色、绘画等工作也由多位工匠完成。1399年6月，佛罗伦萨商人乌布利亚奇委托马略卡犹太制图工克莱斯克斯和热那亚画工贝卡里制作4张海图。合同明确规定，前者绘制底图，后者对底图装饰润色。分工合作使制作者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有效保证了图鉴的规范和精确。再次，对不能亲往之地，制作者会尽力从亲历者或专业人士处获得更准确的信息。在一份图鉴的“致读者”中，制作者特别道明了获取材料的途径。他表示：“上述内容皆参照制作者的亲历和多人可靠的叙述完成，包括来自西班牙海及相关海域的船长、船主、水手和领航员。他们精于航海，长期或经常在这些海域航行。”正是由于制图者信息来源可靠，图鉴的准确性才得以保证。即便偶有不当，制作者也能迅速得到反馈并及时修正。所以他补充说：“许多谙熟航海技艺的船长、船主和水手告诉我，图鉴中撒丁尼亚岛未绘制在正确的地方。因此，以我主之名起誓，当前这份图鉴中，已将该岛置于它理应所处之地。”最后，随着海上探索的推进和航海中新问题的出现，制作者会适时更新图鉴内容。在早期航海图鉴中，等角航线仅有16条。为避免因等角航线数不足导致航行者在估算方位和距离时出现较大偏差，15世纪初制图者将等角航线增加到32条。此外，随着海上业务的发展，航海者需了解海洋周边更多城市和村镇的具体位置。为此，图鉴对特定区域的描绘更加详细。譬如，1313年的一件图鉴中，不列颠岛仅有36个地名，1320年增加到49个，1327年超过60个。未及时更新的图鉴会很快报废，成为“被钉在破烂门框上”的破旧羊皮，或捆扎书籍的布条。
其三，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一方面，宗教内容被置于次要地位。受时代影响，航海图鉴虽不可能完全摆脱神学的影响，但无论祭司王约翰、福地、大西岛还是其他神话内容，都被放在表示内陆或边缘之地。航海者最关注的海岸线、等角航线等内容完全不会受到干扰。另一方面，部分航海图鉴的说明体现出强烈的学术批判精神。譬如，讨论亚非欧三大洲分界线时，15世纪中叶的弗拉·毛罗航海图鉴对各种观点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批驳。在第六条说明中，他首先梳理了两个学派的代表及观点，接着分析两派学者以尼罗河、塔那伊斯河和以红海、埃狄尔河为界河的理由。最后制作者阐明了他的看法及原因。事实上，制作者关于三大洲分界的讨论已超越图鉴作为航海指南的基本功能，具备了现代学术批判的基本框架。可以想见，一些制作者业已从绘制图鉴的能工巧匠转变为具备深厚学养的专家。一部分西欧航海者的理论素养也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换言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西欧人航海知识的积累已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随后发生的改变世界进程的开辟新航路，不过是他们航海知识积累过程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
其实，除西欧航海图鉴外，古代世界不同地区也曾出现过记载海上航行方位、航行里程及沿线港口、族群、风俗、政治状况等内容的作品。譬如古代希腊罗马的周航记、中国东海及南海的针路（更路或水路）簿等。虽然这些作品具备航海指南的某些特征，但在航海中的实际作用仍有待深入考察。与之相较，13—15世纪西欧航海图鉴，由于使用等角航线、比例尺、罗盘刻度盘、风向玫瑰图等确定方位和航速的手段，并通过不同颜色标注和描绘特定形貌，内容一目了然，有利于航海者迅速判断位置和即将面临的形势，从而拟订恰当的航行方案。同时，制作者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与制作过程中秉承的科学精神，使地理大发现之前航海图鉴的精确性和适用性远超此前任何时代。毋庸讳言，图鉴的某些局部可能会出现比例失衡或区域扭曲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海员对它的认可度和美誉度是其他同类作品无法比拟的。奥斯曼帝国的旅行家埃弗里亚·切莱比表示：“航海图鉴是一门科学，是航海的灵魂。航行者正是按照图鉴的指示，在大洋上扬帆远航。”正因如此，西欧航海图鉴被译成阿拉伯语，受到伊斯兰航海者的欢迎，广泛运用到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航行中。总之，自13世纪末出现的西欧航海图鉴可谓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航海指南，为即将到来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做好了知识积累与技术准备。
（作者系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