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国家空前统一，国内市场基本形成，加之当局出于发展经济、维护统治的目的，改革赋役制度，采取了重视商业经济的政策，促成了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达，“1788年长途贸易商品价值大约是1.73亿两，占整个市场流通商品价值的近1/2，而当时市场商品的总价值为3.87亿两”。商业贸易的发达、富有弹性的商业政策“促进了市场扩张、劳动分工以及地区专业化的斯密动力”，进而带动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城市人口职业结构受商业贸易的浸染，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特质。本文聚焦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这一时空范围，从商人数量、职业流变、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对人口职业结构的商业化进行初步剖析。

　　行商坐贾

　　清前中期，随着商路的扩张、国内市场的扩大以及商业贩运的大规模发展，商人的足迹遍布城市及乡村圩集，“富商大贾，满于海内”。从汉江下游的汉口至中游的襄阳、樊城直至上游的安康、汉中，出现了以“徽客”“西人”为主数量庞大的客籍商贾群体，同时本籍商人的活动也非常活跃。

　　徽商主要涉足盐业、茶业、布匹业、钱业等行业。歙县人洪淑鉴，“业盐，为汉口总商”；歙县人吴美堂亦“业鹾汉口”，且“富而好奇”；婺源人王元社，“壮贾汉阳，家渐裕，嗣偕堂侄业茶于汉”；沔阳名医胡礼庵，“安徽休宁人，始贸新镇”，后因病返乡治疗，病愈后“遂穷究医理，返镇以疡科著，决生死如神，贫者代针砭并给饮食”。康熙辛丑年间，行商于湖北天门的徽商王一元因“县南往岳镇通衢旧苦泥淖”，遂“捐修增土面石，自龙潭湾至朱家桥，计一十三里”，“行旅称便”。山陕商人商业实力强，涉及的主要行业有布匹、典当、药材、茶叶、山货等。《荆沙竹枝词》就曾描绘：“典当生涯数老西，篾条花土尽黄帮。买卖全归汉口去，可怜生意冷沙头。”汉水中游的老河口有民谣：“上会馆（山西会馆）赛如金銮殿，下会馆（陕西会馆）铁旗杆”，充分展现了山陕商人的雄厚资本。

　　各地客商因行商买卖的需要，选择定居汉江沿岸城市成为当地新居民者数见不鲜。曾任武昌府学训导的吴长庚，“先世歙人，以鹾商徙汉阳”。汉阳的王文宁，祖上来自陕西蒲城，“以卤鹾移家汉上”。山西的丁永春“贸于谷，范逵以女妻之”，遂定居谷城。除徽商、山陕商人之外，其他地方的商人融入汉江沿岸城市，完成身份转化者亦不在少数。乾隆年间的丁仁静，“先世籍浙江上虞”，因祖上“行贾汉皋”，而“著籍为汉阳人”。浙商卢雄千、江南商人陈德新因长期行商于光化，最终娶妻生子，成为本地坐商。此外，汉江沿岸各城市居民因商贸活动，改变居住地，变更籍贯的也很常见。原籍沔阳的潘启宇“以经商寄居县南张公菴，遂为钟祥人”。

　　除客籍商人外，本地居民行商风气浓厚，足迹遍及全国。例如，武汉蔡甸的王天一，“其父立功，于康熙初贸易滇黔，间有谓过水西国利可什倍，离家二十载”。汉阳王大章，因“家中落”，为“竭力养亲”，遂“泛舵潇湘，以鹾务供甘旨”。襄阳王曰苞，“父振中，贸易他乡，久无音耗，苞寻父数载，得之吴阊旅舍中”。沔阳郭仁斌“道光末年贾于崇阳，岁大饥，运米减价粜之，全活甚多”。郧阳江宏淦“商于陕久无耗”，以至于妻子刘氏“负子行乞于市”。旬阳吴义真“服贾卒于蜀”。汉中欧定安“贸易山西，年余，死泽州”。

　　由于缺乏详细的人口职业结构统计资料，目前已无法知晓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商人的确切数字，但人口中从事商业者占比较高，操行商或坐贾业已成风气。

　　由儒入贾

　　清前中期相对宽松的商业政策，使得商人地位逐渐提升，商人能与官绅结交且关系密切，法权地位并不低于庶民。正因如此，出于谋利的考虑，“并确实有利可图，所以吸引各阶层的人走向商业”。在诸多社会阶层中，儒生因为掌握了知识，在转向商道的过程中更为直接、迅速和成功。

　　由儒入贾的根源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因家贫无力支持儒业，不得不转向商贾。在汉阳，丁澍“家贫力学”，后不得已“服贾贩米，求余利养家”；吴垲“以家贫不能咸业儒，弃而服贾”；姚彬儒“家世业儒，以贫故，弃而服贾”。汉中的雷祥云“六岁失怙，因贫弃学就贾”。另一种是因儒业仕途无望而转向商道。汉阳姚培翔，“幼读书未成，去而学贾”；萧卓铭“先世宦裔”，后“弃举子业，服贾孝亲”。安康彭盈科，“业儒不成，以商贸起家”。

　　无论因贫穷，还是因仕途无望，由儒入贾的商人都保留着传统儒生的诸多特质。一方面谨记儒家大义，不忘周济穷苦。汉阳丁泌，因家贫而弃儒服贾，但“教子侄以义方，戚友窘乏，必周恤之。遇地方义举，欣然乐从”。光化监生丁锡谓，“以货殖起家而乐善好施，凡无力婚葬者辄解囊相助于焭独尤加矜恤”。另一方面念念不忘儒生之业，时刻不忘自己读书人的身份，甚至对后代亦是如此要求。钟祥李如珂，虽“家世习儒”，后改商道，并“由商务大起其家”，但其“晚岁常虑子孙托名习商，日趋纷华之途，不知所以”，故训导后代曰：“尔翁儒家子，弃儒经商，幸际升平差免陨越人也，亦天也，然尔翁未尝一日忘儒也。”经商居于钟祥石牌的吴晟曾赋诗以表其意：“早岁入市廛，逐逐多经营，乃将诗书业，废然成久停。渔利吾不敢，所积亦星星。何以启子孙，犹是专一经。”

　　商贸业劳动力

　　汉江沿岸城市商业经济的发达，直接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繁荣，码头脚夫业即是典型。码头脚夫业“伴随着商业经济的诞生而出现，又与商业经济共兴衰。百业之中甚有生命力的商业，使装卸业具有较丰的力资，从而成为城镇无产贫民和破产农民赖以为生的行业”。

　　在陕西安康，码头工人被称为“背脚的”，或称为“脚子”，各码头的负责人称为“脚头”。脚头“分管各自区域码政、装卸、派差等事项。脚夫来自城内无职业贫民和乡下农闲的农民”。最繁盛时，仅上、中码头就有正式脚头四十余名。又如湖北老河口，在清初常有从南方诸省押来的军犯，为生活计只得充当码头脚夫，后陆续建立组织，在码头上形成了一方势力，“以江西籍军犯为主就组成了‘谦和会’，会址设于湖南街，常驻湖南街码头，主要起运煤炭、瓷器等”。同时还有本地脚夫成立的长胜班、四胜班、石灰班、金胜班等，主要搬运竹排、木材和石灰。另如湖北襄阳，因交通便利、码头众多，“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约一千人左右”。

　　各码头脚夫行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维持基本秩序，各行之间划地立约，互不干扰。《汉口竹枝词》对此有载：“码头大小各分班，划界分疆不放宽。喜轿丧舆争重价，人家红白事为难。”如樊城，“每个码头都具有排他性，各有各的业务各有各的帮口，各有各的势力，外人很难插足”。在陕西白河，码头脚夫分为大脚班和小脚班，其中“小脚班搬运柴、炭、石灰和砖瓦为业，常有二三十人干活，由把头负责”。

　　汉江沿岸城市商业发达，导致各阶层人口热衷于从商，形成了商业化色彩浓厚的职业结构。汉口镇在明嘉靖年间约有居民1395户，人口6000余人，到乾隆十二年已有居民33209户、99381人，嘉庆十八年进一步增长至36929户、129183人。汉口镇人口在清前中期的激增，并不完全来自于人口的自然增殖，绝大部分的增长应归功于受汉口镇繁华商业吸引而来的全国各地的客商以及与商业发展紧密相关的码头工人。另如湖北沔阳之仙桃镇，到清中期，全镇约有600余户3000多人；又如湖北宜城的小河口镇，最繁华时共有200多家商户，从商人口达1000余人。

　　首先，城市商业人口的激增，直接影响了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发展的基本面貌。一方面，城市内的空间布局发生改变，商业空间逐步外溢，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外市集。另一方面，汉江沿岸基本形成了等级明晰、功能明确的商业城市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处于顶端者为汉口，位居次级者为汉中、樊城，居于这一体系最底层者为沿岸众多的商业市镇。

　　其次，人口职业结构的“商业化”打破了中国固有“士农工商”阶层的局限，是增强社会流动性的利器。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的商业化实践表明，传统社会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在商业逐利的诱导下完全可以有序进行，而作为士阶层之一的儒生，为了生存需要而放弃儒业进入商业，并不是令人可鄙的举动，有的反而因商业的成功对社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最后，人口职业结构的“商业化”是培植契约精神的肥沃土壤。传统中国社会向来以礼法人情为大。城市商业的繁盛打破了农耕文明交往仅限于熟人圈子的范围，为规范行为保障利益计，各方都重视订立契约，遵守契约。汉口之所以是中国传统城市的“异类”，不仅在于商业发达，更在于遵守契约的浓厚氛围。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