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地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南部，约在1100年才形成独立的瑞典王国。1397年，瑞典与挪威一道加入一个由丹麦主导的联盟，拥戴丹麦君主为国王。1523年，瑞典脱离丹麦的统治重获独立。1814年，瑞典胁迫挪威建立瑞典—挪威联合王国。1905年，挪威脱离瑞典而独立。19世纪之前的瑞典，面对黑死病等传染病的袭击，曾经在海港建立了检疫隔离制度，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其防疫机制很不完善。从19世纪起，瑞典的防疫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防止烈性传染病的输入，瑞典采取检疫隔离主义的策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由于瑞典特殊的半岛地形，它对于从海路来的船只特别重视，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海运防疫政策。
第一，严格的检疫隔离策略。1806年，瑞典颁布了一部新的检疫法，为了防止鼠疫和黄热病的输入，试图中断与地中海地区的交流。该法规定了详细的检疫隔离程序，要求疫区来的所有船只都要接受检疫隔离。为此，瑞典海岸线每3英里设置一名监督员，负责监控到岸船只；在西海岸派出巡逻船，确保外来船只按照规定检疫，同时将其卫生状况以书面形式通知沿海各地区，由神职人员在当地教堂宣读，发动民众共同监督可疑船只。被隔离的船长、船员和乘客若擅自离开隔离点，要被罚款；如果造成了传染病的传播，要被处死。船长若隐瞒船上的疾病情况，可能招致10年的监禁；乘客若隐瞒自己的疾病和携带的货物状况，可能被处死。当局警告沿海的居民不要与从遇难船只上拯救出来的任何人接触，不要触碰被冲上岸的货物。在航行途中死亡的旅客，要实行海葬；如果船员在检疫隔离时全部死亡，搭载他们的船只会被放火烧掉并沉入大海。患病乘客下船后要用醋清洗身体并剪掉头发，被送到传染病院后，要直接浸入浴室水中，其衣服用钩子或其他锋利的工具扒掉。在这个过程中，病人不能触碰到其他任何人。
1830年，欧洲暴发了霍乱。为了将霍乱拒于国门之外，瑞典政府根据1806年检疫法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由于霍乱从东向西传播，瑞典三面环水，它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海外来的船只输入传染病。为此，瑞典首先在东海岸建立了一系列检疫隔离点，要求从疫区来的船只接受检疫隔离。其次，为了增强防疫力量，在斯文德松德和库伦之间的西海岸派出了三艘装有加农炮的驳船在沿海日夜游弋，拦截可疑船只。最后，在山顶建立信号站，在所有码头和港口派驻军队协助防守，另外又派出50名轻骑兵和330名步兵在西海岸站岗并传递消息。任何船只若不遵守检疫隔离规则，不准登陆。对于出现病例的船只，禁止其靠岸，若有必要将使用武力阻挡其与岸上接触。
第二，犹豫不决的全面隔离政策。瑞典上述防疫措施整体来说虽然非常严厉，但是1834年国内还是出现了霍乱病例。这时许多医生改变了看法，认为严格的检疫隔离措施与预想的目标有一定的差距，应该采取改善卫生的方法抑制霍乱。随着瑞典国内疫情的逐渐减弱，其防控强度也逐渐降低，针对外国船只的检疫隔离期由30天缩减到8天，1838年又减少到5天；1840年，废除了1834年对船只规定的检查。但是，这种放弃严厉管控措施的趋势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戛然而止了。1847年，俄罗斯暴发霍乱。瑞典又立即采取全面检疫隔离，从俄罗斯和芬兰来的船只再次遭到检查，如果在船上发现感染者，整艘船就要接受检疫隔离。随后，瑞典要求来自俄罗斯和芬兰的所有船上的人员出示健康证明，若没有证明，即使船上没有感染者，也要接受5天的隔离观察。这样的预防措施，很快扩展到任何疫区来的船只，要求证明其始发港口的传染病传播状况，所有船只在接触瑞典的土地之前，都要接受检查、清洗并消毒，可疑船只要接受隔离。为了强调问题的严重性，1848年7月，瑞典派出了两艘炮艇，一艘开往马尔摩，另一艘派往赫尔辛堡，加强沿海的防御力量。
到19世纪60年代，除了瑞典之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开始采用针对性更强的新的检疫隔离策略，但是瑞典一直到1875年才在犹豫不决中采用了新策略。出现疫情的船只上的健康乘客不再被隔离，他们可以直接登陆，但是船只、船员和患者要被隔离，死亡患者的尸体要用专门的工具搬下船，患者的物品，有时甚至整条船，都要消毒。19世纪70年代末，瑞典再次面临霍乱传入的危险，它要求来自疫区的船只停靠在检疫站接受检查，疑似出现疫情的船只接受两周的隔离，船上的商品开始分类处理。但是，瑞典的这种新策略持续的时间不长。1883年，埃及暴发霍乱，瑞典再次实施过去的隔离策略，来自埃及和土耳其的船只都要在固定地点接受检查，否则不能登陆。两年后，类似的规则扩展到了所有的船只。1892年，面对流行病的威胁，瑞典的反应是修改19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新规则，倒退到更加严格的检疫隔离措施上。比如，此前曾允许船只在瑞典任何港口接受检查，现在来自疫区港口的船只以及有病例的船只只能停靠在海岸边设置的几个观察站，接受48小时的隔离和检查。更重要的是，1875年的规章允许健康乘客登陆，现在则要求他们和船只一起隔离6天。
第三，重点防控政策。19世纪末，随着科学的发展，对霍乱、黄热病和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认识逐渐清晰，尤其是科赫发现霍乱弧菌在霍乱传播中的作用，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早期那种将所有来自疫区的人隔离起来的严厉政策。受此影响，瑞典在1893年出台了一些措施，试图降低本国检疫隔离措施的强度：来自疫区港口的船只，若在海上航行超过10天没有暴发疫情，那么允许它不经过两天的隔离观察就靠岸登陆。这项措施与1875年采用的修正原则不同的是，这些船上的乘客在瑞典登陆后要接受3天的医疗监控；如果船上有人患了传染病，那么这条船上的健康乘客除了要接受两天的隔离观察之外，登陆后也要接受3天的医疗监控，船员接受5天的监控。乘客要提前告知政府，他们打算在哪里登陆；乘客要携带符合规定的证明文件，向登陆地的政府检查员报到并留下目的地的地址。在医疗监控期间，乘客每天要接受检查，如果在这期间他们离开了，要向新目的地的政府报到；如果到达新目的地12小时之内没有去当地登记，警方有权进行追捕。
总体而言，瑞典针对沿海的防疫策略虽然有所反复，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检疫隔离的强度有所降低，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19世纪的瑞典一直是全面检疫隔离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人在防止传染病的策略上才追随了欧洲其他地方的做法，不再对到过疫区的所有船只进行两天的隔离观察，但是仍然对出现疫情的船只上的健康乘客进行隔离。1905年，瑞典将霍乱与鼠疫合并处理，采取了一些更缓和的做法，比如不再隔离有疫情的船只上的健康乘客，只是让他们接受医疗监控。
瑞典到19世纪末才放弃全面的隔离政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与瑞典民众有关。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瑞典出现霍乱病例较晚，而且疫情相对不严重，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外来船只和乘客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的结果，因为对于民众来说，封锁隔离是最看得见且最能感受到的方法。无论何时，只要霍乱逼近沿海，公众舆论就会受到刺激，吵吵闹闹着要求启动过去的安全系统。瑞典当局抱怨说，改革防疫政策的努力总是遭到公众舆论的反对。二是与瑞典的地理位置有关。瑞典虽然地处欧洲边陲，但是瑞典人认为自己比欧洲其他国家遭受传染病侵袭的概率都大，因为19世纪的霍乱往往是从俄罗斯开始往西传播的，到90年代霍乱甚至被看作是俄罗斯的流行病。作为其近邻，瑞典感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所以，瑞典对沿海地区实施全面的隔离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