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东麓长约1700余米的断崖上，根据洞窟分布情况分为南区和北区。在长约1000余米的南区，集中了原编号492个洞窟中的487个洞窟。在北区全长700余米的断崖上，也开凿有状如蜂巢的数百个洞窟，最密集处可达四层或五层。由于北区洞窟内绝大多数无壁画和塑像（长期只有第461—465窟五个编号洞窟），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

　　为了弄清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性质及其内涵，1988年6月至1995年11月，由彭金章先生带领敦煌研究院考古专业人员对莫高窟北区石窟逐一进行清理发掘，厘定洞窟数量，新增243个编号洞窟，发现北区的洞窟有以下六种类型。（1）专供僧人或常住于莫高窟的百姓生活起居的僧房窟，共发现65个，如北211窟、北159窟，其特征是有炕，有灶，有用火痕迹。（2）供僧人禅修、诵经的禅窟，可分为单室禅窟和多室禅窟两种形制，均有禅床，无灶，无用火痕迹。单室禅窟共计68个，如北138窟，仅有一个可供一人容身的小禅室。多室禅窟共计10个，如北113窟，有前室、中室和后室以及1—5个不等的侧室。中室面积略大，无禅床，可能是供佛教徒集体活动的地方，其余各室均有禅床，有的还有小矮台与禅床相连。（3）兼具生活起居和坐禅修行两种功能的僧房窟与禅窟的组合洞窟，共9个，如北127，这类洞窟的居住部分有炕，有灶，有用火痕迹；习禅部分为仅一人容身的小禅窟，无用火痕迹。（4）用来埋葬僧人、俗弟子等佛教徒的瘗窟，共23个，如北222窟。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多人合葬、二次葬、坐化葬、火葬、棺葬等。（5）供佛教徒进行观像、巡礼及举行其他佛事活动的礼佛窟。这类洞窟在北区除过去已编号的5个洞窟（第461—465窟）外，又新发现2个，即北175窟和北77窟，其特征是有壁画或彩塑。（6）作为存贮物品使用的廪窟即仓库窟，有2个，即北187和北192窟，都有用土坯砌的储物槽。另外还有北183窟等5个性质不明的洞窟和北129窟、北130窟、北230窟共3个未开凿完工的洞窟以及56个因残毁形制与性质不清的洞窟。

　　北区石窟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主要有波斯银币，“五铢”铜钱，唐代“开元通宝”铜钱，宋代“祥符通宝”“皇宋通宝”“嘉祐通宝”等铜钱，西夏“天盛元宝”“乾祐元宝”等铁钱，金箔饰物，铜饰物，铜勺，铁扣，铁镞，铁剪，铁锥，铁刀，铁钎，铁釜，石杵，石臼，陶罐，陶盆，陶灯盏，陶模具，花砖，条砖，板瓦，筒瓦，瓷碗，瓷碟，漆盘、木塑刀，木筷，木雕彩绘俑，木雕佛像，木活字，木印章，木简木牍，木刻印板，刺绣，绣荷包，锦、帛、绢、毛织物残片，布鞋，皮袋，牛角杯，骨骰子，蓝宝石金刚杵，擦擦（模制的泥佛或泥塔），彩塑残块，壁画残块，绢幡，纸幡，纸画，剪纸，汉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文等书写或印刷的佛经及衣物疏、告身、籍账等社会文书，等等。其中波斯银币、西夏铁钱、西夏瓷器、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序，西夏文木印章、48枚回鹘文木活字、泥金泥银书写的藏文佛经、泥金书写的回鹘文佛经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北区石窟出土了1枚波斯银币（北222:1）。据研究这枚银币属于波斯萨珊朝第五代王卑路斯（PEROZ，459—484年）时期铸造的。这枚波斯银币在敦煌的出现可能与唐代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有一定的关系。北区石窟还出土了1件12世纪以后随葬的景教铜十字架（北105:2）和2页共4面元代的叙利亚文《圣经》赞美诗（B53：14）。敦煌藏经洞中也发现过一些关于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唐代（618—907）文献和绘画，如敦煌本《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P.3847）是一篇赞美诗，据研究译自叙利亚文，此经之后又接《尊经》及写经题记，记载了唐贞观九年（635）景教经典传入中国的情况，是研究中国早期基督教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序听迷诗所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等景教文献。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出自敦煌藏经洞的9世纪绢画景教人物像（Stein Painting 48.Ch.xlix.001），在头冠上、胸前项圈下、手持的权杖头上都有十字架，敦煌古藏文写本P.t.1182背面也绘有一个十字架。13世纪后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游记中记述：“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毕，抵一城，名曰沙州……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稍有聂斯脱里派之基督徒若干，并有回教徒。”北区石窟出土的基督教文物则说明马可·波罗关于敦煌地区在13世纪仍有少数基督教信徒的这个记载具有一定可信度。

　　文物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2004年7月又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与第三卷。这是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的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