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利认为，奴隶社会的产生应同时具备三个要素：土地私有且集中；市场与商品生产充分发展；共同体内部劳动力供应不足促使雇主将视线转向外部。通过考察加图《农业志》中关于农庄奴隶管理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奴隶劳动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已经在罗马形成。

　　加图式农庄的兴起

　　作为罗马首部农书，加图《农业志》的价值在于它以简洁、写实的方式呈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农业组织结构中出现的变化，即以营利为目的的中等规模农庄的出现。

　　《农业志》的写作风格松散、随意，更像是为朋友或邻居的农牧业生产提供指导的农事手册。由于加图不加粉饰的表述，使研究者们得以窥见公元前2世纪及稍早时期意大利部分地区真实的农业组织与实践，《农业志》中描述的经营模式因而被冠以“加图式农庄”（villa）。此类农庄规模中等（面积约为100—240犹格iugera, 1犹格约合1/4公顷）、设施齐全、农牧混合，以种植和加工橄榄、葡萄、柳树等经济作物为主，除部分自给外，其余售卖营利。

　　加图式农庄的出现和形成是土地集中与城镇化带来的结果。共和国中晚期，意大利大部分肥沃的农业用地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据阿庇安记载，因战乱荒芜、无暇分配的土地可被自由占用，结果富人占据了大部分未经分配的土地，并开始吞并邻近地段或他们贫苦邻居的份地，旨在限制个人土地最高占有量的《李锡尼—绥克斯图法》并未得到有效实行。意大利罗马化城镇数量的增加拓展了农产品市场，广阔的地产开始为其主人带来更为丰厚的利润。尤其在汉尼拔战争后，新增的公有土地和无主荒地，以及相对宽松的土地政策进一步为富人围绕土地展开的投机活动提供了便利。以营利为目的农庄开始浮现于意大利，它们或田连阡陌，或分散各处。农庄取代了早期的小农场，农民流离失所，被迫流浪到城市，农庄主则主要使用奴隶劳动。

　　农庄生产的主要目的是出售商品。加图一生购置地产众多，仅《农业志》中提及的就有近千犹格。如普鲁塔克所说，随着资产的增加，加图开始将钱财更多地投入能够持续带来丰厚利润的地产。

　　奴隶成为农庄主要劳动力

　　奴隶成为农庄主要劳动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对外征服带来的奴隶数量急剧增长。在大规模战俘奴隶输入之前，罗马奴隶主要存在于家庭中，为主人提供服务而不从事生产，一个包括奴隶在内的大家庭表明户主足够富有且有地位。另外，还有一种“债务奴隶”，直到公元前326年《波提利阿-帕皮里亚法》彻底废除“债务奴役”，罗马公民才免除了被本族人奴役的风险。

　　由于日渐扩张的地产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罗马征服中大规模奴役事件日益增加。从公元前297年至公元前167年，总计约有70万战俘奴隶被输送至罗马。此外，通过盗匪劫掠、贸易、遗弃以及自然繁育等途径产生的奴隶更是难以估计。据学者们估计，公元前1世纪，意大利的奴隶总数可能超过100万人。地中海各处的原住民因各种原因被作为奴隶带到罗马，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居于乡村，从事农业生产。奴隶作为一种无须服役、能长期从事高强度工作的劳动力，在自由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罗马，成了农庄稳定的劳动力资源。与家庭奴隶相比，在农庄从事劳动的奴隶是主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罗马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据加图记载，一片100犹格的葡萄园需奴隶16人，包括男管家一名、女管家一名、散工十名，放牛人、驴夫、猪倌以及照料柳树的园丁各一名；一片240犹格的橄榄园需要奴隶13人，除男女管家外，还要散工五名、放牛人三名、驴夫、猪倌和牧羊人各一名，另外配有奴隶看守。值得一提的是奴隶管家。管家一职非常重要，《农业志》介绍了农庄管家的责任，包括：保障农庄安全、监督指导农业生产、购置经营所需、核实账目并在主人授意下收回或贷出钱款、为农庄奴隶准备衣食居所以及平息奴隶间争端，赏善罚过等。以上繁冗的工作可在管家妻子——女管家的协助下完成。加图对奴隶管家要求较高。他们不仅能够读写，有农业知识，且需品行优良以便其他奴隶服从模仿。管家也获得了优于其他奴隶的生活条件、出行自由乃至婚姻权。在主人授权下，管家可以组建自己的家庭。这是对其辛勤劳作的奖励，反映了主人的信赖，更加强了他们对农庄的依附性，使其视农庄事务为己任。

　　对于一般奴隶的挑选和管理，加图也提出建议：需能干重活、年纪适中、学习能力强。犯错的奴隶会被戴上脚镣，缩减饮食配给，还要承担更多工作。至于病奴、老奴更是“一卖了之”。普鲁塔克认为，加图对待奴隶的残忍行为是不承认人与人间除了需求以外的任何维系，是极为卑鄙的本性的标志。不难发现，当时奴隶已成为罗马社会结构中极其重要的群体。

　　《农业志》表明，至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已具备芬利所说奴隶社会形成的“三个要素”，即土地集中（农庄）、市场和商品生产充分发展（土地生产性质转变）、农庄奴隶群体形成（公民集体以外的劳动群体）。加图式农庄的出现及其经营管理模式的逐渐成熟，是罗马步入典型奴隶社会的重要标识，也是后来奴隶主大地产的滥觞。从某种角度看，共和国末期恢宏的历史图景由此展开。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的，“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