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微观史学家和全球史学家在史学方法上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微观史学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通过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在欧美学界盛极一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都是微观史的经典著作。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史学家既关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商品的交换、疾病的传播以及科学知识和宗教思想之间相互交流的历史，也考察跨越民族国家或帝国疆界的个人或群体的历史，进而探讨他们背后所暗含的全球关联。
但是，微观史与全球史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空间维度上，历史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传统微观史主要研究微观层面的历史，侧重研究小地方或小人物的小历史，却忽视全球层面的大历史。全球史主要研究全球视野下的历史现象，却时常忽视与小地方之间的互动。微观史更像是历史学家拿着显微镜来研究某个小地方，而全球史则更像历史学家拿着望远镜俯视整个地球。由于在研究尺度上各有侧重，传统微观史与全球史之间时常缺乏有意义的对话。另外，由于研究尺度的大相径庭，微观史与全球史在处理中观层面的历史时存在局限。
全球微观史的应运而生正是为了突破微观史与全球史之间的藩篱，尽管相关研究各有千秋。唐纳德·赖特（Donald R. Wright）于1997年出版的《世界与非洲的一个小地方：一部冈比亚纽米的全球化历史》是全球微观史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其主要研究冈比亚的纽米与全球之间的互动。此外，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里奥纳德·包乐史（Leonard Blussé） 的《苦涩的结合：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出离婚戏剧》、琳达·科利 （Linda Colley）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和艾玛·罗斯柴尔德 （Emma Rothschild）的《帝国的内在生活》主要研究移动的个体或家族成员在全球范围内的经历。在研究主体上，除研究移动的个体或群体外，全球史学家也研究静止的个体。在《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中，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对明清时期浙江宁波的儒生朱宗元的研究，以及在《江户城里的异乡人：一个幕末时代叛逆女子的一生》中，艾米·斯坦利（Amy Stanley）对19世纪上半叶日本仆人常野（Tsuneno）的考察都是研究静止之人的全球史力作。显然，全球微观史借鉴并吸收了微观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方法，试图把地方的历史整合到全球的历史进程之中。
全球微观史尝试把地方和全球的历史整合在一起，但在处理中观层面的历史时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与微观史和全球史相比，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所倡导的地中海世界既是一个区域性的整体，也是一个中观层面的研究范围。地中海世界突破了传统民族国家或帝国史的研究领域，却时常由于其研究对象并不具有全球性而无法直接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与地中海世界类似，印度洋世界、太平洋世界和大西洋世界等区域性整体也属于中观层面的研究范围。虽然印度洋世界、太平洋世界和大西洋世界中的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活动空间跨越了传统帝国或民族国家的疆界，但他们的足迹并未遍及全球。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微观史和全球微观史在解释印度洋世界、太平洋世界和大西洋世界中的个体或群体历史时的有效性备受质疑。
微观大西洋史是一种中观层面的历史，正好可以对传统微观史和全球微观史进行补充。在欧美学界，大西洋史尝试把环大西洋世界的民族国家、帝国和岛屿等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此外，大西洋史使用海洋视角来研究历史，试图挑战传统的以陆地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或帝国史观。受微观史和大西洋史研究的启发，微观大西洋史尝试把微观史和大西洋史结合在一起。微观大西洋史既研究大西洋世界范围内的个体人物、村镇和城市，也探讨小地方与大西洋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空间维度上，微观大西洋史介于微观史和全球微观史之间。在研究方法上，微观大西洋史吸收了微观史、全球史和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上，微观大西洋史与传统微观史和全球微观史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尽管因研究尺度的不同而迥然有别。但是，传统微观史、微观大西洋史和全球微观史并不完全排斥，三者结合在一起正好可以用来处理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三者之间是相得益彰的。
美国得克萨斯州杜兰大学历史系的兰迪·J.斯帕克斯（Randy J. Sparks）是微观大西洋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2004年出版的《卡拉巴尔的两个王子：十八世纪的大西洋奥德赛》专著中，斯帕克斯主要考察了非洲西海岸卡拉巴尔的两位非洲王子小埃弗莱姆·罗宾·约翰（Little Ephraim Robin John）和安科纳·罗宾·罗宾·约翰（Ancona Robin Robin John）历经坎坷最终返回故土的经历。1767年，卡拉巴尔发生一场内战，造成两位非洲王子被欧洲奴隶贩子所俘虏，随后被贩卖到西印度群岛上的多米尼加。不久，两位非洲王子又被贩卖到弗吉尼亚，他们试图通过逃跑而摆脱奴隶制的束缚。但是，被抓获后，他们再次被奴隶贩子卖掉。他们抓住机会尝试第二次逃跑并阴差阳错地前往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幸运的是，在英国国内废奴主义者的支持下，他们最终获得自由并顺利重返家园。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约翰·赖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搜集史料时，斯帕克斯在卫理公会牧师查尔斯·韦斯利（Charles Wesley）通信信件中找到了9份两位非洲王子遗留的原始手稿。这些手稿讲述了两位非洲王子如何遭受奴隶制的折磨以及他们如何为争取自由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抗争。在英国国内废奴主义者和卫理公会的支持下，两位非洲王子改信基督教。但是，在返回非洲故土后，两位王子重新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此外，斯帕克斯讨论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与他们所从事的奴隶贸易之间的矛盾。《卡拉巴尔的两个王子》主要讲述了两位非洲王子在大西洋世界的经历，是一部典型的微观大西洋史代表作。
与《卡拉巴尔的两个王子》一样，斯帕克斯于2014年出版的《在黑人是奴隶主的地方：奴隶贸易年代的一个非洲港口》也是微观大西洋史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在18世纪下半叶，位于今天加纳的安纳马博（Annamaboe或Anomabo）是非洲西部黄金海岸主要的奴隶出口港口城市。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安纳马博与西非内陆的阿桑特部落、西印度群岛、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伦敦和罗德岛的纽波特市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贸易网络。与利物浦、伦敦、加的斯、南特、查尔斯顿、纽约以及牙买加岛上金斯敦的商业中心一样，安纳马博港口是大西洋世界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斯帕克斯使用个人传记和微观史方法来研究安纳马博港口城市的奴隶贸易，还分析了其与大西洋世界之间的贸易和文化联系。斯帕克斯尝试从安纳马博港口的非洲人本地视角来研究大西洋史，试图挑战欧美居于主流的大西洋史叙事框架。
在微观大西洋史领域，斯帕克斯作出了重要贡献。《卡拉巴尔的两个王子》主要以两位非洲王子的跨大西洋经历而展开。相比之下，《在黑人是奴隶主的地方》主要以安纳马博港口城市与大西洋世界之间的联系而展开。这两部专著的出版，说明微观大西洋史可以把传统的微观史和大西洋史结合在一起。斯帕克斯对微观大西洋史的探索说明，把地方和大西洋世界结合在一起的微观大西洋史前景广阔。斯帕克斯对微观个体人物以及港口城市的探讨，也鼓励后世学者从事更具原创性的微观大西洋史研究。
微观大西洋史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除微观史和全球微观史外，微观大西洋史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地方与区域性整体之间的关系。微观大西洋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可以直接应用到微观印度洋史、微观太平洋史和微观地中海史等领域。换句话说，中观层面的历史不应仅仅局限在大西洋世界，还应该扩展到印度洋、太平洋和地中海等其他中观层面的区域。显然，对其他中观层面的历史研究而言，微观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正好可以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族暴力”（21BSS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