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数百年的发展，拜占庭学已成为西方学界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战后科技快速发展和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西方拜占庭学研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以俄裔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列夫和南斯拉夫学者乔治·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等为代表的男性拜占庭学者外，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学识渊博、为人师表、贡献突出的女性学者，为世界拜占庭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女性学者崭露头角

　　近代以来，在启蒙思想、工业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获取平等地位与权利为宗旨的妇女运动蓬勃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女性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为更多女性参与拜占庭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希腊裔法国学者埃莱娜·阿尔韦勒，英国学者伊丽莎白·杰夫里斯、玛格丽特·穆雷特、阿芙丽尔·卡麦隆和朱迪斯·赫林，以及美国学者安格利基·拉伊乌和爱丽丝·塔尔博特等成为代表性人物。她们大约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60—70年代崭露头角。这些女性学者关注拜占庭学的各领域，大概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文献整理与翻译。文献学是拜占庭研究的基础，她们的入门也是从文献着手，最具代表性的是爱丽丝·塔尔博特和伊丽莎白·杰夫里斯。前者翻译、校注了《执事利奥的〈历史〉》《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塔纳修斯一世致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皇室成员及廷臣的书信》和《小圣巴西尔的圣徒传记》。后者则编译了拜占庭著名史诗《迪吉尼斯·阿克里特》、马拉拉斯的《编年史》和修道士雅科沃斯的书信。这些文献已超出了历史文献的范畴，成为拜占庭文学文献的重要代表作。这些原始文献的校勘与整理本，至今依然是文史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参照。

　　其次，女性与性别研究。这些女性学者踏入拜占庭学领域之初，希望改变传统的专题性讨论方式。她们从女性角度出发，阐释拜占庭的兴衰更替与社会变迁。例如，安格利基·拉伊乌的《妇女在拜占庭社会中的职能》一文被誉为“开创了拜占庭研究的新领域”。爱丽丝·塔尔博特的《拜占庭女性与宗教生活》则讨论了圣徒传记书写、女性在宗教仪式和修道运动中的地位等，促进了性别研究和中世纪教会史研究。朱迪斯·赫林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拜占庭的女性与帝国》则探讨了女性在拜占庭帝国演进中的作用，对深入了解女性与帝国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再次，政治与宗教。政治与宗教是拜占庭学研究的传统主题，这些女性学者借助自身优势，将该主题进一步深化。例如，出生于雅典的埃莱娜·阿尔韦勒关注拜占庭帝国与海洋的关系，其《拜占庭与海洋》是拜占庭学界第一部系统介绍7—15世纪拜占庭海军的著作。该书结合《拜占庭帝国政治意识形态》中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探究，对学界了解政治与海权关系的变迁具有启发作用。

　　最后，经济与社会研究。随着这些学者研究基础的不断夯实，其研究领域也在日益拓展，她们深入讨论了拜占庭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例如，安格利基·拉伊乌的三卷本《7—15世纪的拜占庭经济史》研究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拜占庭学领域的权威著作；阿芙丽尔·卡麦隆的《基督教与帝国的修辞》则探讨了宗教发展与社会话语体系变迁的关系，将罗马—拜占庭置于地中海文明的大视域内，为研究早期基督教历史及其话语体系的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这些学者不仅专注于拜占庭学研究，而且致力于学科建设。一方面，她们活跃于诸多学术机构，加强与各地拜占庭学者的交流，搭建平台促进拜占庭学的发展。例如，安格利基·拉伊乌于1989—1998年担任著名的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和收藏馆的第一位女性主任，埃莱娜·阿尔韦勒担任国际拜占庭学会的名誉会长。她们借此类平台积极推动学术交流，安格利基·拉伊乌曾在南开大学进行交流，伊丽莎白·杰夫里斯、阿芙丽尔·卡麦隆、玛格丽特·穆雷特曾在东北师范大学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她们积极推动期刊建设。例如，1985—1990年，阿芙丽尔·卡麦隆担任《罗马研究期刊》编辑，为拜占庭学的发展争取了一定的交流资源。

　　新生代学者开辟新领域

　　成名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一辈女性拜占庭学者，如今大多已进入垂暮之年，安格利基·拉伊乌与伊丽莎白·杰夫里斯已去世。她们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出生的女性学者从事研究奠定了基础。新生代学者以新的视角与理论，结合新技术手段，在印章学、谱系学、版本学和跨学科等新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以德国的克劳迪娅·索德、奥地利的克劳迪娅·拉普、美国学者莱昂诺拉·内维尔等人为代表。她们赓续了前辈学者的研究传统，也根据时代要求开辟了新领域。

　　德国学者以研究古文字学见长，教会史、圣徒传记、仪式、希腊文学的传播及手稿研究是其传统研究领域。但是，随着印章的发现，印章学于20世纪中后期获得了长足发展。以文献研究为起点的德国学者克劳迪娅·索德成为研究印章学的代表，2014年她与从事中世纪史研究的学者汉斯·梅耶联合出版了一份长达155页的目录，列出了1099—1291年耶路撒冷历代国王的109枚印章。该著作的学术意义丝毫不亚于法国学者谢伦贝格于1943年出版的《拉丁东方印章学》。

　　宗教与社会是一项传统议题，但这些新生代女性学者避开了拜占庭宗教—世俗的二元化解析模式，而是从新角度予以新阐释。克劳迪娅·拉普的《古代晚期的神圣主教：变革时代的基督教领导权的本质》便是代表作品，认为二元化的解释不足以揭示拜占庭王权与教权关系的本质。她认为，古代晚期的主教将其在属灵的、物质的和禁欲主义的三个领域的权威相结合，发挥了有效的领导作用。这一观点对于古代晚期主教权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生代学者依然关注杰出女性在拜占庭历史上的地位。莱昂诺拉·内维尔在《安娜·科穆宁娜：中世纪历史学家的生活和作品》中，对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这位皇室女性书写古典历史的文法策略进行了新解读。不过，内维尔突破了以往单纯研究女性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模式，而是以女性角度探讨男性的品质，《12世纪拜占庭的英雄与罗马人》集中体现了她在古典罗马男性文化记忆研究领域取得的新成就。克劳迪娅·拉普在《古代晚期和拜占庭的兄弟关系：修道士、平信徒和基督教仪式》中，从仪式背景、叙事文本和法律文献中的表现等方面，分析了拜占庭的兄弟结谊仪式。

　　在拜占庭研究中，中央政权多为研究重点，对行省制度的研究则较少。行省作为地方与中央互动关系的一方，其权威与中央权力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在区域史与社会史研究中，莱昂诺拉·内维尔关注到了拜占庭行省权威这一问题，重新思考了拜占庭官僚机构的力量。她在《拜占庭行省社会中的权威》一书中，提出了对行省权威的新理解。

　　当然，新生代女性学者也很关注文献学，翻译、整理了大量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继续以国际拜占庭学会为交流平台，积极组织各国学者广泛交流。同时，她们将期刊作为思想交流阵地，充分发挥期刊编辑的作用。例如，克劳迪娅·索德充分借助《拜占庭杂志》兼职编辑的作用，关注新史料、新观点，使大批具有创新性的文章得以发表。她还参与策划了在波恩的联邦德国艺术展览大厅举行的《拜占庭——金碧辉煌与日常生活》国际展览，这是将学术与科普相融合的一次有益尝试。

　　赢得国际学界一致赞誉

　　上述西方女性学者，大部分与东北师范大学的拜占庭研究有着密切联系与交集。她们或来东北师范大学讲学，或参与拜占庭学研讨班。例如，阿芙丽尔·卡麦隆在中国访学期间，将“古代晚期”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学界。多位学者撰写了关于拜占庭历史上女性与修女群体的作品，她们独特的视角、能力与观点对国际拜占庭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丰富了性别史研究的内涵。性别史研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妇女运动和史学革新的结果，对历史上女性的关注意味着对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阐述方式提出了挑战。拜占庭性别史的开拓，得益于这些女性史家的研究。这不仅为拜占庭史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家庭史、妇女史等领域得到开拓，而且使研究对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推动拜占庭史学方法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女性学者以女性的细腻、对事业的追求和执着，展开拜占庭女性史研究，不仅丰富了拜占庭学的研究路径，也得到了男性同行的尊重。在学术研究领域，她们不仅是拜占庭性别史研究的理论阐释者，也是构建两性平等互助关系的践行者。

　　第二，开启了更为细腻严密的研究路径。女性拜占庭学者多致力于社会史研究，与大多数男性学者不同的是，她们更关注于“历史的细节”。比如阿芙丽尔·卡麦隆研究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比，更多是从体裁、结构和用语等角度，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对史家撰述的影响。这有助于从更加细微之处了解史家的思想与性格，无疑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第三，充实了史料来源。这些女性学者并非都研究性别史或社会史，也有人关注经济史或政治史。由于她们身为女性，我们在其政治史或经济史撰述中也会经常看到性别史的“影子”。在具体的历史阐释中，她们不再拘泥于政治史或军事史文献，而是将目光转向以往并不受重视的圣徒传记、奇迹叙述、书信和修道院院规等。这些文献对构建丰富多彩的拜占庭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女性拜占庭学者的努力使得拜占庭学向着更为平衡的方向前进。当然，她们的研究并非尽善尽美。有些“细枝末节”的研究也许会造成主次不明晰，对性别史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呈现出另外一种“极端”。但她们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她们的学术追求从不止息，积极投身于学术研究中，并赢得了国际拜占庭学界的一致赞誉。从这一点来看，国际拜占庭学研究是一个性别相对平等的学科，正是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推动了拜占庭学的全面发展。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荣誉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