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家。他的著作《西方的没落》酝酿于一战期间，出版于大战之后，是一部对西方文明进行深刻检醒与反思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斯宾格勒提出了文化形态学说，打破了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开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新视野。斯宾格勒之后，文明作为一种研究单元，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分析世界的新工具。
“世界历史形态学”存在不足
斯宾格勒的历史文明观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他创建了一种称为“世界历史形态学”的哲学体系，并自负地认为这是“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枯竭了的西方土壤所能产生的关于未来的哲学，一种在往后阶段中，西欧人的心理有可能产生的唯一哲学”。斯宾格勒将世界分为“自然的世界”和“历史的世界”。在世界观上，斯宾格勒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的世界本身，而是世界的形式。无论“自然的世界”还是“历史的世界”都是认知的世界。在认识论上，斯宾格勒的“醒觉意识”认识论是不全面的，只停留在感性知觉的层面（悟性），缺少对观察对象科学的、逻辑的分析与研究。跟康德比他缺少理性，跟马克思比他又缺少实践。斯宾格勒认为形式和现实是同一的，他没有像康德那样强行将“物自体”和“现象”分开，但他表明他所认知的是形式，而不是世界本身，这同马克思认为感性确定性和感性活动的对象即是世界本身截然不同。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是对过去的系统表述，是一种内心的假定，是一种能感到形式的能力的表现。我们感觉世界历史，经验世界历史，相信世界历史能像地图一样去阅读。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知道的只是它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它的形式本身，那是我们自身生活的镜像。
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思想是浪漫主义的，源于费希特对康德思想的改编。斯宾格勒认为，现实生活、历史只知道事实，并没有真理。他以“有机体”的观念取代了机械的因果观念；以生长的观念取代了历史进步的观念，用一种经验的必然取代了一种逻辑的必然。这种基于生命哲学的有机论和宿命论，是非理性的，最终将斯宾格勒引向了神秘主义与相对主义。斯宾格勒声称自己的哲学得益于歌德和尼采，尤其采用了歌德的方成与已成概念，但歌德的方成与已成概念强调事物的生成变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视野。斯宾格勒将生成与已成的应用于“历史的世界”的文化向“自然的世界”的文明的发展过程，但是他认为文化发展到文明的已成阶段会失去生命力，走向没落。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将“生成”与“已成”应用于对世界发展的描述，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生成与已成置于一种辩证发展的视野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于辩证哲学来说，没有事物是终结、绝对与神圣的。它揭示了事物与事物内部的短时特征，除了连续不断的生成与过去的过程，除了无休止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没有事物在辩证法面前可以长久。
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尝试与失误
斯宾格勒认为，过去的哲学几乎都以“自然世界”为对象，而他要审视“历史的世界”，审视那作为生命载体的活生生的世界。活生生的世界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因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世界感（心灵）分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每种文化自成一个“历史的世界”。斯宾格勒观察到世界上存在有八种高级文化形态：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斯宾格勒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的历史。他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书写模式，撰写一部人类文明的世界史。斯宾格勒指出，西方的传统史学书写，总是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极，其他文化被迫谦逊地围绕着这个极在旋转，他称这种历史叙事是历史的托勒密体系。斯宾格勒试图打破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他把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等诸文化看作与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地位相同的世界景象，力图书写由各个文化组成的世界历史，他称这种以文化为单元构筑的历史叙事为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
斯宾格勒的历史叙事意图突破西方历史编纂的统一性逻辑，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叙事视野，但他有意无意间凸显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斯宾格勒认为世界上存在的八种高级文化，有七种已经死亡，只有西方文化正处于文明扩张的“战国时期”，由此斯宾格勒肯定了20世纪初西方国家帝国主义战争的合理性，并且为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以及浮士德式的民族殖民其他民族提供了理论支撑。斯宾格勒否定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主张每一种文化都产生于独特的土壤。但他先验地规定每种文化都是有机的、宿命的，却又回归了历史的统一性与规律性。斯宾格勒看到了各种文化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却忽视了各种文化间的相似性。斯宾格勒试图突破传统的西欧中心论书写一部世界史，但在资料引证方面还是以自己比较熟悉的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主。并且他基于文化心灵的历史书写，存在重哲学阐释，而轻历史史实的情况。
斯宾格勒的历史文明观，尤其是文明衰退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按照斯宾格勒文化、文明发展的有机必然性和宿命必然性理论，所有的文明终将走向没落。他之所以会提出文明衰落的观点，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失望态度有关。斯宾格勒的整个思想体系都充斥着对现代文明的抵触，充斥着一种悲观的色调，他强调当下（生活）是比较形态学的坐标，而他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是理智的、物欲的、机械的，贵族消失、污染严重、充斥着战争阴霾。由此他回望中世纪生活的恬静与美好（文化阶段），这种浓重的怀乡情节源于时间的距离感产生的美好想象，而现实却是大国扩张给他带来的那种压迫感与紧张感。斯宾格勒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时指出，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即是凯撒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基于这种设定，他解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扩张的必然性）。他说正在迫近的大战是在定限范围内的一个巨大历史有机体中在几百年前就已注定了的转折点上所发生的。
文明真的会遵循斯宾格勒生命有机体的方向最终走向消亡吗？另一位文化形态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周期论或许给出了答案。汤因比用挑战与应战的理论阐释文明的兴衰，他指出文明的起源、成长与衰落都处于一种挑战与应战的相互关系中，面对挑战，应战成功文明存续下来，应战失败文明走向衰落。文明的不断生长仅有一次从动荡到平衡的有限运动是不够的，要把这种运动转化为周而复始的节律，必须有一种 “生命的冲动”，这种生命的冲动不断地生长，推动挑战通过应战达到另一个挑战，周而复始、阴阳交替，促使社会能够在平衡与动荡中不断地前进。按照斯宾格勒的理论我们发现一切注重经验的民族（农业文明）恰恰是醒觉意识的，而当今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世界（工业文明）需要理性与逻辑、运算与法则才能建构出良好运行的秩序。人的心灵或许会因为景观发生变化而缺少自由与生长的感觉，但是秩序与理性恰恰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验的创造性终究要转变为理性的创造力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个文明间相互交往，不断丰富着文明的内涵。从短时段的视域看，各个文明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冲突。但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生命的延续和文明的存续之间，人类未来的文明形态将会是互相尊重、多元一体的新形态。
（作者系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