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一代之大政”漕运已积重难返，而西洋“火轮”逐渐盛行于中国江海之上，展现出远胜于传统沙船的运力、速度及低廉成本。随着洋务派开始重视“求富”，传统航运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之时。1872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诞生，这是中国第一家机械动力轮船航运企业。招商局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意义不仅在于航运业的变通，还体现在更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国家企业的生成上。
践行商战争利
近代中国的转型必须直面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入，招商局的发展历史践行了“以商敌商”“与洋人争利”的经济民族主义。曾任招商局帮办的郑观应即是“商战”“争利”思想的集大成者。
1863年，上海港和广州港的进出口外国船舶总数达到了8681艘，远非十余年前数百艘之规模可比。1873年，经营中国江海航线的主要外商轮船公司有9家，其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规模最大。该公司在招商局成立前6年的纯利总额高达338万余两，仅1867年的纯利就超过74万两，纯利润率近60%。
不过，招商局成立后短短5年即并购了旗昌，开启“以商力与之争衡耳”，在当时主要的三家轮船公司（招商局、太古、怡和）中，招商局轮船数曾一度占65%，局部市场中长江航线的水脚（客货）约占60%。在此后50多年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招商局基本保持了与英商怡和、太古，以及后来者日商日清三个主要外商轮船公司并驾齐驱的地位。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轮船公司在江海航线上已占明显优势，船只总数占64%，总吨位占近53%，而招商局“成为与外资航运企业相抗衡的中坚力量”。
尽管近代招商局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航运业艰难起步、抵御列强经济侵略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成长，客观上也为中国航运企业打开了局面，仍是值得称道的。近代中国的转型在与外国侵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推进，招商局的“商战”战史和战绩就是一段缩影。
实施产业扩张
近代中国的转型是后发国家的一场全面现代化变革，集中表现为工业化。招商局以轮船航运业为起点，实施产业扩张，在金融、交通、重工业、轻工业等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投资。正如盛宣怀所说，“必当扩积余利”，“而后开矿、铁路、银行、邮政皆可次第兴办”。招商局的产业扩张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局内附设企业。1874年设同茂铁厂，提供船舶修理服务。1875年成立保险招商局，翌年在此基础上创设仁和保险公司。1878年开设济和船栈保险局，后改称济和水火险公司。二者均为轮船航运提供保险服务，1886年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1887年开始试办关栈，即官方核准设立的海关保税仓栈，建有码头、仓库等设施，提供装卸、储存等服务，以及缓缴关税的优待。1902年接收浙江利用轮船公司，改设招商局内河轮船公司，后称内河招商局，专营内河航线。
另一种情况是局外投资。1882年至1909年，招商局先后投资开平矿务局、安徽荆门煤矿、台湾商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华盛纺织局、湖北铁厂、萍乡煤矿、萍矿铁厂、大德榨油公司、江苏铁路、浙江铁路、粤汉铁路、汉冶萍厂矿公司等19个项目，总计金额约307万两，占其400万两资本总额的近77%。1911年，招商局的船本总额为257.5万两，占总资产的27%，较1886年仅增加了15.1万两。招商局产业扩张的规模已超过轮船航运本业。
官督商办招商局的产业扩张不仅是自身经营规模的增长，也是“特别类型国家资本企业”在现代产业领域的拓展。招商局的局外投资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起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近代中国转型在工业化方面的一种重要推进方式。
走向国家企业
近代中国的转型是由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过渡，需要在现代经济领域建立支撑力量，其重要形式之一就是国家企业。清政府及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均意图加强对招商局的控制，国家干涉和掌控的力量总体在加强，但未能使之转型为真正的现代国家企业。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重建了与招商局的关系，奠定了其新型国家企业的基本属性。
在官督商办体制下，清政府对招商局加入官股或收归国有的动议屡见不鲜。1909年，邮传部出台了《招商局商办隶部章程》，但未真正实行。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以招商局“盛股居多”为由，欲予以没收，赋以“民国国家邮船公司”之名。是年3月，招商局第二次股东常会将企业改名为“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实现完全商办。然而，北洋政府仍以各种方式图谋招商局，如派驻“审查员”、插手资产重组、争夺董事会权力、政治“查办”等，但均未得逞。
国民党政府试图“制造国家资本”，以各种手段“侵吞”招商局。1927年成立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设监督办公处，隶属交通部。1928年解散董事会，改设总管理处，以官商合办作为过渡。1929年，将招商局改隶国民政府，翌年发布收归国营的命令。1932年将其复归交通部，更名“国营招商局”，并下令逐步收归国有。1934年结束收购，累计用银约212万两，仅是实际资产总值的十几分之一。至1948年，为摆脱经济崩溃困境，又将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实质上“还是由政府支配”，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政权获得了全面的合法性，这是人民政权没收接管旧招商局的政治基础。新生招商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是中国现代国家经济的一支力量，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块基石。此后，招商局成长为中央直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集团。总而言之，招商局走向国家企业的曲折过程反映了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坎坷历程，而一批成功的国家企业则是中国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