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资本主义思想及其局限
2020年05月28日 04: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8日第1935期 作者：夏巍
后期资本主义是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危机状态的一个界定。哈贝马斯对后期资本主义危机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阐释及其应对策略，无疑是见地独到且深邃的，亦富有启迪当下的时代价值。然而这一思想仍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具体来讲，可以通过以下四点展开论述。
第一，“后期”资本主义危机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之所以使用“后期资本主义”一词，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全面危机的这个判断。在他看来，有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正处在“有组织的”或“由国家管理的”阶段。为了挽救经济危机造成的窘境，政治系统积极地介入各项经济活动当中，却由此肇致了波及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等多方面的，与过去单纯经济危机截然不同的“全面”的社会危机。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转变。
对后期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成因、表现、关联等内容的深入探讨，哈贝马斯为人们开启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即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后期资本主义由于结构性障碍而必然陷入全面危机的趋势，并赋予后期资本主义危机总体性状况一个名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洞见到，当政治系统介入和干预到经济系统中，经济系统的货币和权力亦成为政治系统共同的操控媒介。正是由于这两个媒介入侵生活世界，打破了它原本以语言为媒介并通过交往行为进行再生产的模式。其结果使得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个体自主性的社会化成就都受到系统的钳制而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第二，全面危机与合法化危机。经过政治系统的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被消化吸收，危机的确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与此同时，政治系统与资本社会的根本前提——私有制之间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一方面，政治系统的介入主要是为了弥补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规则的不足，然而，私有制又不得不限制它的干预，来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本性。另一方面，政治系统本身的干预手段有限，使得它在政策、行政和法规等方面都难以做到完全的合理、专业和高效，因而出现了合理性危机，其干预的合法性受到威胁。
合法性强调的是在文化价值规范基础上民众的支持和认可。政治系统干预经济过程的积极效果当然可以说明其干预活动的合理性，却无法证明实施干预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的依据从根本上是需要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来确立的。然而，当以政治系统的媒介权力和金钱去实现社会整合功能，却难以获得在文化价值规范基础上的公民认同时，就意味着合法性危机发生了。
当政治系统主动建立与文化和价值规范的联系时，其证明合法性的程序性活动即是“合法化”。如果政治系统只是通过对文化和价值领域的干预来论证和确保其合法性，这种合法化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不仅如此，当生活世界未能向政治系统投入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而产生动因危机之时，合法化的过程严重受阻，从而酿成了合法化危机。合法化危机是这一全面危机中最为深层次的，它不仅呈现了经济危机向政治领域的转嫁，而且还与文化和价值规范领域的动机危机相关联。难以为继的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再生产是全面危机的结果，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再生产无法得到保证。因此，合法化危机就其源头来说是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失序与缺失的危机。
第三，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摆脱后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应对策略的重点是，解决生活世界文化和价值规范创造与输出“意义”这一功能正常运转的问题，换言之，从解决合法化危机问题着手。他所选择的具体实施路径是以民主的方式抵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具体而言，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形成“自主的公共领域”这一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来平衡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民主的方式可以避免系统的金钱和权力篡夺生活世界，从而发挥社会融合媒介的功能。
哈贝马斯认为，自主的公共领域正是任何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政治系统的决策必须以民众达成共识的方式才能证明其合法性。民众被赋予政治和社会参与权，一方面，可以持续不断地从事理性的反思、质疑与批判；另一方面，为自身的立场、观点和利益作辩护，形成不受政治权力所支配和扭曲的自由的场域，最终得以达成共识。这样就为政治系统提供了文化、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民众认同，其合法性秩序就获得了支持。然而，由于受到金钱和权力的侵蚀，公共领域已经不再是具备以上特质的“自主”公共领域，因而当务之急即重建公共领域。
第四，独特价值与局限性。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元区分模式，对后期资本主义危机作出深入探讨，无疑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是最具理论深度和独树一帜的。然而，其思想与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无法回避的。
首先，尽管哈贝马斯真正洞穿了资本主义的真实病症与衰退趋势，但是他并未继承马克思，以及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现状表现出同情与挽救的姿态。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为现代性的未完成而努力，是他这一研究的初衷。在哈贝马斯的观念中，目前尚未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经过调整之后而保持在固有的社会秩序中的可能性。他所做的便是围绕着全面危机的成因、表现等作出合理恰当的诊断，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存续发展开出治疗的药方。在此基础上，他的研究也都是围绕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而展开的，所依据的便是其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
其次，哈贝马斯解决后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仍需商榷。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关系只有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才不会囿于自我意识内部的某一种架构。但是，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却脱离了这个根基，无法借此确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基于此，理想的政治架构便难以通过这一途径而真正地实现。
最后，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建构主体间关系的媒介，只有在语言中才能理解世界。但是这里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语言未被异化。只要生活世界的语言始终处在异化的状况中，那么它在生活世界中所发挥的融合功能就无法实现为未被“殖民化”的程度。这样，即便明确了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也难以维持生活世界的“意义再生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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