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制度保障。从学理上梳理叙述我国制度优势的内在逻辑，对于澄明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提升国家竞争能力和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制度优劣的根本检验标准是实践。基于实践成就生成的实践逻辑是讲好制度优势的根本支撑和现实依据。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关于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早已在《资本论》这部鸿篇巨著中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推导与证明。马克思通过“从后思索法”对英国这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进行“人体解剖”，不仅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且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自行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周期性经济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性且暂时性的外在形式，而马克思给出的科学且内在的解决方案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彻底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改革开放的南方谈话中指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引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都是为了在更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科学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本质的内在同一性；而革命和改革是具体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性制度，是选择革命性方式制度还是采取改革性方法制度需要具体分析选择。

　　根据我国国情选择了改革性方法制度后，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时期实际相结合，睿智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相关方法性制度优劣的标准。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我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实践成就，彰显了以改革开放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无论是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相比，还是与当代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凸显着制度成绩的比较优势。在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两大奇迹”中，我国稳定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了世界最完备的工业门类体系，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多数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越，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在理论价值上关键是有科学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逻辑的指引。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性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了科学揭示；在对资本榨取剩余价值逻辑的批判性揭示中，科学证明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后，寻求劳动解放、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直接对启蒙理性——现代性的三座理论文明“灯塔”的批判性吸收超越中，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吸收超越。随着启蒙学者的理性王国华美预言，被活生生的资本主义剥削奴役现实所刺穿，自托马斯·莫尔撰写《乌托邦》伊始，到康帕内拉著写《太阳城》，摩莱里和马布利各自书写《自然法典》与《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直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依次提出“实业制度”“法郎吉”“新和谐公社”。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致力于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揭露批判，并天才地闪烁着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描绘构想，但是，它“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具有明显的时代与理论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汲取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养分，在理论与时代结合的意义上，原创性地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飞跃。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超越。历经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经济学流派，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经济学说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标识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和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等经济理论观点，一定意义上也强化了对劳动价值的认知。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和价值虚伪性。“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引者注）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这是因为它实质是以“私有财产的关系”即资本对劳动宰制的私有制关系为原则和前提。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本质揭露和前提批判，原创性提出劳动二重性理论，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科学揭示说明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和原创性提出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奠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吸收超越。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高峰，开辟并完成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建构与集成。康德和黑格尔承袭启蒙理性主义传统，提出“人是目的”，张扬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权利，试图通过理性道德律和伦理国家来规制市民社会乱象，而陷入了思辨哲学的泥沼，成为囿于市民社会个人利己主义旋涡的“软弱”哲学。通过批判康德“善良意志”哲学的软弱性和黑格尔“伦理国家”哲学的虚伪性，马克思基于实践辩证法直斥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原创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有机统一的新哲学。这一新哲学要求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要直面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资本主导的私有制逻辑前提，通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现实地改造资本宰制劳动的私有制逻辑前提，彻底且真正地实现劳动解放、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制度是逻辑与历史统一下的探索性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凭空臆想，而是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内在要求下，是接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发展的中国化规范性凝结，是在“四史”即社会主义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伟大历史探索与比较中的选择与建构。

　　社会主义史、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既是有机衔接的、马克思主义者接续探索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史”，又是分段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者阶段性探索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史”。社会主义史，整体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原创性地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成为指引无产阶级现实地变革世界的科学理论，历经列宁主义指引下的“十月革命”，成功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制度并从一国向多国展开。

　　在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性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情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发展成就，保证并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和优越性，使“历史终结论”终结、“中国崩溃论”崩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过时。

　　总结历史性实践，我们之所以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在于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大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作者单位：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科技大学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