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因此交往问题的研究在根本上是关乎人自身的基本问题。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直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交往问题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这条线索经历了从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交往思想开始，经历了从费希特探讨人际的相互承认和主体间性，到黑格尔更为现实地论述市民社会中的需要、劳动、财产和交换等交往问题，再到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看待人的交往形式的逻辑历程。

　　交往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出场

　　康德的批判哲学在本质上体现了近代个体主义的传统，他的道德学说主要在于论证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但是，康德晚期的历史哲学突破了道德个体主义，开始关注人的交往问题。关于启蒙，他认为不仅需要每个人摆脱不成熟状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独立思考，而且必须存在允许向公众公开表达自己想法和意见的社会环境。这种公开状态就是指启蒙的实现所需要的自由交往的社会政治条件。康德认为，只有个人独立的思考而没有自由交往的舆论氛围和政治环境，启蒙是不能完成的。关于历史，康德明确意识到，它不是单个人的目的和意志，而是所有人的意志的合力，历史的演进是在人际交往中实现的。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人性体现出一种“非社会的社会性”，即人既有进入社会共同交往的社会性，又有为了自身利益而摆脱交往孤立存在的非社会性。这种非社会的社会性也恰恰反映了人类需要社会交往的本性。关于商业，康德视之为人类实现普遍交往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商业精神表现为人们“相互的自利”，社会性的商业必将取代非社会性的战争，实现自身需要的满足与他人需要的满足、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从康德的历史目的论来看，商业交往将会引导人类摆脱战争状态，走向永久和平。但康德关于交往问题的思想，尚未上升为哲学主题。

　　费希特在交往问题上的重要突破在于，他对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重视。费希特着重论述了人如何在法权和伦理的领域通过相互承认而成为人，首次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提出了主体间性的问题。从逻辑上看，相互承认构成社会交往的前提。费希特交往思想的现实主义倾向表现在他深刻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和交往必须以共同体中彼此财产的承认为基础，否则就是空洞的和虚妄的，不能建构起稳定有序的法权—伦理共同体。艾伦·伍德在其新著《费希特的伦理思想》中着重阐发了费希特的交往思想，指出了交往在未来理性社会的建构中将起到的重要作用。伍德把费希特的伦理学看作是关于这样一种理性社会的理论，这种理性社会是一个通过理性交往而自由地集体地自我塑造的社会。伦理义务体系的出发点就是一种关于人类应该采取相互交往的方式的理论，人类之所以相互交往，为的是能够走向对于他们的目的、原则和共同生活方法的一致同意。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没有把人际交往建立在鲜活的现实生活基础之上，而仅停留于法权关系和伦理关系等理性层面的承认关系。

　　市民社会与交往理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把交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黑格尔的交往学说在其耶拿早期就已得到阐述，可以说是对费希特承认理论的深化和发展。黑格尔在《伦理体系》和《耶拿体系草稿》中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在市民社会的劳动、财产和交换中理解人与人的交往。在他看来，劳动和财产并不是它们对单个人所是的东西，而是它们对所有人所是的东西。黑格尔把劳动区分为个人劳动和普遍劳动，并强调个人劳动向普遍劳动转化的必然性。在 “需要”的体系中，每个人都形成了“一种彼此普遍依赖的关系”，每个人都为了满足需要而为他人劳动，他人也为他劳动，因此，个人劳动只有转化为普遍劳动才是有效的。这种有效转化实际上就是单个人的劳动在市民社会中进行劳动产品的交换和人际交往的过程。普遍劳动在本质上反映的乃是劳动的社会化和人本身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就是交往。黑格尔指出：“我通过劳动，通过交换，在得到承认中获得一切东西。”财产亦是如此，它作为得到承认的东西，既是个人的财产，同时也是普遍的财产，因为个人财产是受到普遍承认的财产，单个人财产的可靠性就是所有人财产的可靠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构成人际交往的乃是整个现实情境和全部的公序良俗。黑格尔的交往概念所指涉的对象远远超出了康德所局限于的言论自由和商业贸易，也超出了费希特所局限于的法权关系和伦理关系，而成了囊括家庭、社会、国家、文化传统、习俗惯例等一切现实因素在内的“法”。这也正是黑格尔伦理学真正超越康德和费希特的伦理学的关键所在。黑格尔以劳动、财产和交换为现实中介来阐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比费希特侧重于以先验的思辨的方式论证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向现实迈进了一大步。黑格尔已经开始把交往关系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且意识到人只有处于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人。

　　马克思交往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马克思从解读黑格尔市民社会语境中的交往现象开始，发展出人的实践性和社会关系属性的思想，最后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交往思想。马克思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成为人的。费希特已经认识到人只有在相互承认的关系中才能成为社会的人和自由而理性的人。黑格尔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伴随着这种相互承认的是一个市民社会的到来，在这个相互满足需要的普遍依赖的体系中，人们通过劳动、财产、交换和契约等现实进行彼此的人际交往。这为马克思社会交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史的准备。但是，他们关于“人”的理解毕竟仍是抽象的，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脱离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物质交往关系。马克思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当马克思这样界定“人”的时候，交往就真正开始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面貌。

　　马克思主张交往形式是由特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历史地决定的，特定的生产力总是要与特定的交往形式相适应。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而交往形式反作用于生产力。马克思提出历史的冲突与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点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交往思想的精髓，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难以企及的。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生产）和交换构成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发展成为交往的异化形式。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指出，在本真的状态，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的产品，一方面将他的本质对象化，从而体现他的个性和特点，另一方面又满足他人的需要，使他人的本质得到补充。因此，劳动者通过生产和交换实现了社会交往，并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人自身，丰富和发展了人自身。然而，马克思深刻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带来人的异化，人际交往陷入了商品拜物教的异化状态。货币导致人自身的异化，信贷制度带来道德人格的丧失，商品交换成了一种剥夺人自身权利的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着重阐述了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交往。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深入地研究了劳动、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在经济哲学领域用经济交往取代了相互承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于是，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就呈现出这样的一种二律背反：一方面人只有通过生产和交换才能实现社会交往，从而成为人本身，但另一方面，正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中，交往获得其无法摆脱的异化形式，使人沦为交换价值的奴隶。马克思主张，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关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社会交往才能达到其最高形态或者本真状态，即自由人的联合。马克思既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交往思想，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大大发展了这些思想，进一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异化的考察，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既不是单纯的言论自由和商业交往，也不是关于主体间性的先验演绎，也不再停留于市民社会的现实主义，而是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全新范式，为我们理解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视角。以这种方式，我们也再次把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不可分离地关联起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国古典时期的经济哲学思想研究”（18BZX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