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较之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不仅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诉诸物和物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自觉地揭示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不仅如此，《资本论》亦切中了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它的“抽象力”使然；“分析经济形式”不能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有的学者简单根据马克思关于“两种方法”“两条道路”的相关论述，如“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第二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等，把“抽象力”仅限于“从抽象到具体”，甚或把 “抽象力”与辩证法等同。上述观点不仅割裂了“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的内在联系，而且使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过程与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相分离。

　　古典政治经济学：缺失“中介环节”的抽象力

　　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切中它的研究对象，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抽象力，只是它的抽象力失之偏颇，要么囿于自然科学的范式，仅限于“从具体到抽象”，要么抽象力不够，把尚待阐明的范畴预定为已知的，力图歪曲“具体”以迎合“抽象”。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两条道路概括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主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产生时期采用的，如配第的《赋税论》从国家开始，国家的公共经费构成他研究的起点，通过分析逐步形成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土地租金、劳动价格、价值等。在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配第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数学的数量研究方法运用到经济学，采用“政治算术”和“政治解剖”分析感性材料，力求从感性具体中抽象出“最简单的规定”。当然，配第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没有意识到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即使最先进的计算技术或显微镜，亦不能算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或找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但是，配第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抽象出“最简单的规定”，是构建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乃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必然环节。

　　比配第前进一大步，斯密和李嘉图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完成时期采用了第二条道路，他们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思维行程中使之成为 “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例如，斯密从劳动、分工、价值等简单的经济范畴出发，研究工资、利润、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社会阶级等，最后研究国家、税收、公债等。虽然斯密和李嘉图采用了第二条道路，但是他们的“抽象力”是不够的，亦没有切中研究对象。斯密没有意识到抽象与经验现象的区别，混淆了两者，致使他的著作中存在“两种理解方法”的矛盾，“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亦合理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而且他没有通过任何“中介环节”，混淆了“一般的抽象形式”与“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如把剩余价值与利润、地租等同。李嘉图亦犯了类似的错误，他把尚未阐明的范畴“假定为事实、事件”，跳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强制地把具体与抽象规定等同，而且试图剔除与价值规律矛盾的现象，使“具体”迎合“抽象”。所以，斯密和李嘉图共同的主要错误，即跳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成为《资本论》在认识论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亦证明他们的“抽象力”有很大区别。

　　辩证法：从抽象到具体的“中介环节”

　　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是辩证法。虽然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伊·考夫曼对《资本论》的方法的批判：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但是，在《资本论》中，实现“中介环节”的辩证法与“德国辩证法”不同，尽管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德国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概念辩证法，概念既是实体亦是主体，而且在哲学的认识中，生成运动过程是概念的证明和演绎。所以，黑格尔陷入幻觉，他把“现实的世界”与“被理解了的世界”、“现实具体”与“思想具体”混为一谈，认为它们是“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现实具体”的产生过程即是“思想具体”的认识过程。

　　相反，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绝不是“现实具体”的产生过程。“思想具体”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产物，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它不是现实具体，现实具体“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现实具体与思想具体的生产过程亦不相同，现实具体的生产过程在现实历史中进行，思想具体的生产过程则在认识过程中进行。而且，现实历史发生过程中现实范畴的顺序与认识过程中思维范畴的顺序不同，前者遵循现实“历史”顺序，后者遵循“逻辑”顺序，两者的发展次序恰好相反。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及他的经济学方法，指出《逻辑学》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给他帮了很大的忙，例如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价值时，马克思运用了黑格尔的“个别—一般—特殊”的辩证三段式等。但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马克思是以概念的二重性为中介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每个概念以它的二重性为中介规定其他概念，构建概念之间相互规定的体系。《资本论》从商品和它的二重性出发，规定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资本流通、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等，构建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尽管如此，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构建的体系只是实现了对具体的概念性认识，黑格尔通过混淆“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方式实现，马克思则通过“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或“头脑中改造过的东西”的方式实现。所以，马克思的作为叙述方法的辩证法，尚未实现“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抽象力：“从具体到抽象”与 “从抽象到具体”

　　构建经济体系的原理、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是通过从具体到抽象获得的“最简单的规定”；人们按照他们的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他们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范畴。所以，为了使原理、范畴构建的经济体系切中现实具体，必须分析产生原理、范畴的“历史运动”，即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描述他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为辩证法寻求坚实的现实根基。较之黑格尔把“历史运动”视为“概念的证明和演绎”，马克思则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唯有如此，构建经济体系的原理、范畴对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才是“客观的思维形式”，才具有“社会效力”。鉴于此，马克思指出，“研究方法”（“从具体到抽象”）与“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必须把“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统一起来，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拯救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历史”原则。

　　至此，马克思对“现实具体”不再是简单的概念性理解，他运用“抽象力”真实地描述了“现实”，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阶级斗争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性”等，通过对它们的深入剖析，“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实现对现存世界的“暂时性” 和“历史性”的理解，亦建构了与之相应的原理、范畴和经济体系，使之具有了批判性和革命性。

　　综上所述，虽然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抽象力”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缺陷，但他并没有把它们简单抛弃，因为如果没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条道路”，马克思很难获得构建经济体系的原理、范畴；如果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很难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18XNB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