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应对各种“挑战”时，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积极寻求在生态问题上的理论反映。

　　虽然面对同一问题，但不同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解的角度并不相同。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中包含着重要的生态价值观。通过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研究，他建构了“物质变换”学说，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路径。与之相较，奥康纳否认马克思理论具有生态维度，但却从马克思的生产条件出发，论述了引发生态问题的二重矛盾，以此构建他的生态理论基础。与其不同的是，高兹则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同生态的关系，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角度重新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既承认经济理性的意义，也要限定它发挥作用的范围，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达到生态理性的目标。

　　第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观的不同理解。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将自然客体化和抽象化，自然仅被看成用来征服和改造的被动的劳动对象。由此，奥康纳提出自然界应是自主和目的性的存在，形成以“协作”为切入点、包含“文化”和“自然”的新社会劳动理念。“协作”不仅包含人与人，也包括人与自然，自然不但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合作者”。

　　与之不同，福斯特以“新陈代谢”概念为核心，重新分析了唯物主义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并阐述了自然与历史的密切联系。他发掘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被完全掩盖的生态学含义，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在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而裂缝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以及人类生存状况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福斯特通过论述“新陈代谢”概念中蕴含的关于物质变换与调节人类活动的观点，明确概括了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既包含自然条件也包含影响这一过程的人的能力。“新陈代谢”概念不但突出了自然界的客观性，也展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

　　第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深度阐发。奥康纳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论述过于强调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对生态的研究还存在理论空场。因此，他提出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理论，将社会经济因素与环境生态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论断和生态学说联系在一起，并指出第一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二重矛盾是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对立，因其造成了经济和生态的双向危机，所以是主要矛盾而居于重要地位。奥康纳的双重对立与双重危机理论，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角度。但是，奥康纳认为资产阶级的环境危机比经济危机更严重，这从本质上倒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表明奥康纳仍企图保持资本在人类社会中的有效性，其批判理论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围。

　　与奥康纳剖析社会矛盾的方向不同，福斯特主要阐释了资本的持续增长与生态系统有限性的冲突，因此，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在福斯特看来，自然是相对有限的生态系统，而资本却永无止境地扩张，二者必然发生矛盾。但是，二者的矛盾并未强制人类社会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应该认识到发展必须以自然的有限性为前提，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第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关于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构想，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转向生态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苏联和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过于依赖“分配正义”的要求，才会过度重视交换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并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奥康纳认为，针对生态问题，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都需要对资本主义的资源做出合理公正的分配，以克服经济风险和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共存，给社会主义与生态学带来的新结合点。他在阐述资本主义二重对立和生态危机关系的基础上，力图将激进的绿色思想与环保运动结合起来，并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奥康纳提出应由“分配正义”转向“生产正义”，主张以使用价值支配交换价值，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进行生产活动，从而重视和维护良好的生态条件。

　　除此之外，奥康纳和高兹都认为应从生态社会主义中找到生态问题的答案，但他们二人的具体想法却各具特色。高兹在生态理性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理性，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奥康纳提出通过“全球激进绿化运动”进行生态社会主义改革。但高兹提出选择“结构性改革战略”，采取新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改革策略，从下至上、以“非暴力”形态，实行渐进式的全面改革。

　　相对来说，奥康纳的视角更加宽广，但是高兹对于具体方法、依靠力量等各主要方面的认识比奥康纳明确。奥康纳更多时候也只是提出了一个战略性思路，止步于理论的呼吁。所以，一方面，高兹的“结构性改革战略”相对来说具有操作性，而另一方面，将变革寄托于新兴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比奥康纳仅依赖激进主义与绿色主义者更具有广阔性。从总体上说，他们倡导基层民主，并建设生态的可持续社区，不过这种变革在实质上并不能撼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自然环境危机问题相结合，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创新。但是，奥康纳的理论中仍然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并将二元对立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中，导致以科学主义的观点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判定为反生态的理论。相对而言，福斯特的生态化重构理论，并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补充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而只是把生态问题当作马克思哲学的主要观点加以论述，从而突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二元矛盾。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构理论重点在于解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突破二元对立范式，坚持内涵与形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新的发展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精神分析、症候式阅读和权力解释学视角下的阿尔都塞研究”（17BZX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