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是马克思政治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由此展开的“阶级分析”仍然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问题的重要思想来源，是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的科学的理论武装与行动纲领，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阶级分析的直接现实依据。

　　在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的一百余年间，资本主义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深刻的结构性转型。这使得阶级与阶级斗争看似早已溢出了传统阶级分析的理论边界。首先，伴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结构深度调整，阶级结构的复杂化及流动性增强，传统意义上的两大阶级人数不断下降，中产阶级崛起。其次，“丰裕社会”下的工人阶级内部异质化凸显，革命性衰退。当工人摆脱经济上的绝对贫困，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就被极大地削弱了。最后，资产阶级统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并确立“新霸权”。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统治新形式的完善，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日益成为隐秘存在，两大阶级的对抗逐渐为基于“同意”的政治等所取代。这些改变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已失去其科学性？答案是否定的。对阶级问题的考察，关键在于理解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构成的“二元”结构的真正内涵。这就意味着，问题的讨论不得不回到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分析中去。

　　阶级是马克思政治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由此展开的“阶级分析”仍然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问题的重要思想来源，是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的科学的理论武装与行动纲领，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阶级分析的直接现实依据。1847年底，马克思前往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社会”的主张。1848年1月，经马克思最终修改定稿的《共产党宣言》公开问世。《共产党宣言》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马克思恩格斯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相周旋，最终凝结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表达。这一文本强调现代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一系列变革长期发展的产物，而就在资产阶级充分发挥其“革命性”的同时，“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这为阶级分析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

　　回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我们会发现，阶级分析不只是“战时”理论指导，更有其历史性生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是以“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为标志的。这条理论线索的最终完成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借助历史学研究形成了有关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最初观念，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局限性，且主张要实现真正的人类平等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在同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考察，马克思明确了其内部将产生作为解放力量的无产阶级，这一阶级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第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得出了在资本和劳动最初分开及这一分开完成的基础上，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的基本事实。第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从抽象个人出发的“爱的宗教”，强调要从受制于一定的物质活动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现实的个人出发来理解历史。至此，“生产方式”作为新的理论框架被加以阐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在后来谈到《宣言》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其基本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依赖确立的基础……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四，随着现实层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改变，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理解的深化，阶级分析进一步内化到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展开中。1852年，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复信中就谈道：“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其更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关涉阶级分析的两条线索在此展开：一是作为社会生产过程对抗形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二是“社会生活条件”所体现的一定社会形式，及“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相应地，这种冲突在社会政治领域就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也正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抽象的个体性存在和单纯的政治群体，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承担者，是一定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人格化’”。

　　深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是我们重新认识阶级问题的基本路径。以此为方法论基础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要深入具体历史进程，突破抽象的概念表达及虚假对立。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阶级问题的讨论不应囿于可见的劳动形式与工人阶级的构成等具体概念的界定，而在于对其基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本质加以考察。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在于其“最深刻地（即使不平等地）经历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限制和压迫”，因而正如密里本德所称：向工人阶级告别为时过早。

　　其次，从历史主体来看，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仍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初意义上，无产阶级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正是后者造就了“除了自己的劳动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并不因其天然具有革命性，而是在大工业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意识到“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因而马克思说，作为大工业的产物，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积累模式已发生变化，但只要资本主义运行的总体机制及其背后的生产关系未发生本质改变，这条逻辑就仍然有效。

　　最后，由于工人阶级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就必须坚持基于“生产方式”理论结构的阶级分析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一个人的工人阶级属性不在于其以何种方式从事劳动，而在于其是否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属于被雇佣地位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应当明确，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历史性展开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特定‘主体’才构成了阶级的本质”。也正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从根本上超越了阶级对抗的桎梏，是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当代发展与现实写照。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