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比较研究实现新突破
2020年06月12日 00: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2日第1946期 作者：鲁从阳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各个文化之间的交流实属常态。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更是成了一个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研究课题。“我们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从中国诗歌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需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我们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以及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日本学者的《楚辞》学研究，是揭示文化的亲缘性、变异性与多样性的一个绝好课题。”
《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一书是王海远十余年来楚辞学研究的结晶，既体现着他对楚辞学研究的总体构想及其独到之处，也凝聚着他数十年来的艰辛付出与执着。王海远的楚辞研究与其学术经历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年轻时跟随日本楚辞学会会长石川三佐男教授研究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归国后又拜于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徐志啸教授门下。故他在研究楚辞时对于中日学者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形成很有心得，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长期研究方向。《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一书正是他在楚辞研究道路上取得的一枚硕果。
在《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一书中，王海远有意识地将中日学者的研究有机地整合在一个系统之中，让读者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差异性一目了然。从他对日本楚辞学的研究过程明显可以看出以下四点：第一，揭示出中国文化及中国《楚辞》研究对于日本《楚辞》研究的孳乳作用，见出中日文学研究间的亲缘关系。第二，可以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经典之一《楚辞》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第三，日本《楚辞》研究在接受中国影响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们的观点、治学方法，对于中国学者无疑也有其有益的借鉴作用。第四，一些日本学者在错误的政治观或文化观的引导下，存在一种诋毁乃至抹杀中国文化与文学成就，与中国争夺文化与文学资源的不良倾向。例如，否定屈原其人存在的观点以及明亡后的夷夏互变论，就是存在于日本《楚辞》研究界的两种代表性错误观点。要想驳斥这种错误观点，不是简单地不予承认就能达到目的的，而是必须深入了解这些错误观点产生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仔细辨别持这些论调的学者各自不同的目的，深入审察他们持论的理由何在，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说理地、追根溯源地予以驳斥。
据此，王海远指出：中日之间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典籍既有其热爱与长期的研究，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读解另有目的。加深交流与沟通，克服日本《楚辞》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并借鉴其有益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从而增进中日在《楚辞》研究中的学术合作，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自然主要依靠中国学者自己的努力，但我们也不能仅仅是埋头苦干，必须具备世界眼光，既要看到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促进和补充作用，也要注意到某些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谬误之处，并对其作出相应的批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中国典籍在全球的正确传播，才能把中国文化推向全世界。这对于增强全球竞争中的中国软实力，无疑是有益的。
从研究方法及内容而言，第一，《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一书具有明显的开创性。王海远的《楚辞》研究是以本体研究为基础的《楚辞》史研究，即所谓“研究之研究”。首先，他将“本体研究”和“研究之研究”合为一体，同步进行，使二者相互促进。《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中一些章节，如“《楚辞》研究的一大公案：廖平、胡适的‘屈原否定论’及闻一多、郭沫若的批驳”“姜亮夫、游国恩对《楚辞》的综合研究”等部分都是《楚辞》学史研究即“研究之研究”方面的成果。而其他已发表的十多篇论文则是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即“本体研究”方面的成果。二者同步研究的“互促互补效应”是十分显著的。在对以往成果的评价中，体现的是王海远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如“楚辞的南北融合论到底谁为首倡者”“就目前资料而言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到底为何人”“汉儒与屈原研究的真实关系到底为何”“廖平是屈原否定论的始作俑者，但是如何给他的谬说确定一个与时代的思想变动相结合的定性”等。
第二，《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具有突出的系统性。在楚辞史研究过程中，王海远力求使自己的观点与诸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形成完美结合，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史”的系统，并在借鉴已有的学术研究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做深、做细、做全；在阅读资料的同时进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与分阶段的综合研究。其早期研究阶段重个案与专题研究，后期研究阶段重综合研究，以期通过多次的反复思考与研究，达到对楚辞研究的全面认识。在研究中，王海远特别注意到：一方面，中国学者的《楚辞》研究成果是逐步输入到日本的，不同的研究成果有其不同的观点、倾向与特色，它们对日本《楚辞》学界的影响自然也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的影响对于日本《楚辞》研究特色的形成有明显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社会处于发展与变动之中，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需要不同、思潮不同，影响到《楚辞》研究，各个时期的观点与方法也会不同。《楚辞》研究既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日本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与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日本汉学研究的发展及其特色的形成密切相关。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中日两国的楚辞学研究也是必要的。
第三，《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具有很强的信息性。学者之间观点的碰撞、学术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是保证学术研究活动持续进行的重要动力之一。就当今的楚辞学界来说，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这种形势下，对于新信息、新观点以及新出文献资料的把握和了解就愈发显得重要起来。对于研究者而言，必须充分利用新信息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保证研究不走弯路，提高研究效率和水平。王海远的导师石川三佐男教授曾对他说：“尽可能地收集以往学者的研究资料，并对其展开研究，进而发见以往研究的不足，找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与信息。”这正道出了研究者们对信息的要求和看法。从这一角度来讲，《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一书正好弥补了国内楚辞学者对于日本学界楚辞研究情况不熟悉和不了解的短板。在书的结尾处，作者专门加上了石川编写的一个附录。这个附录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20世纪日本楚辞研究论文目录，第二部分收录了20世纪日本楚辞著作目录。对于想了解20世纪以来日本学界楚辞研究成果的学者来说，这一附录信息量非常集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南，其信息价值不言而喻。
楚辞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社会文化史这样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以大的框架来揭示楚辞研究“史”的变迁，以细致的作家作品分析来探究中日楚辞研究的具体构建，前者是骨干，后者是血肉，二者相辅相成。而将社会变化思潮与文学史研究真正结合在一起，便是《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一书最鲜明、最重要的学术特点。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审）
重点推荐
最新文章
图 片
视 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