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学习、研究、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跨越了一百多年的光辉进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之一。

　　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这就需要新的思想理论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是作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是以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批判的武器”。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众多新思潮中的一个流派传入的。但一开始，它就显示出与其他任何一种新思潮不同的地方：它的存在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选择分不开的，是与现代中国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精神共鸣的。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为了拯救中国，经过上下求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在思想精神层面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关键，伟大建党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伟大建党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练升华，注入了最直接、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一，中国人民推翻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紧迫要求，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先驱者、先锋队的觉悟，在精神文化领域表现为思想解放运动，在观念形态表现为进行文化革新，五四运动成为伟大建党精神产生的重要客观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指出：“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宣传进步文化，探索改造国民性的道路，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成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影响下，凡是学校和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几乎都有社团组织，讨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理是这些社团的重要议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冲破了思想文化上的坚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文化条件，伟大建党精神由此应运而生。

　　第二，伟大建党精神的要义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前途命运，追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满足了当时中华民族复兴的迫切理论需要，为中国先进分子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提供了科学理论武装。

　　近代以来，追求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先驱们积极寻找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的思想理论，但是许多都失败了。经过不懈探索，中国人民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没有马克思主义真理，就没有伟大建党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宣传，比较完整而准确地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传递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行动指南和一贯原则，抒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范本，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品格。先驱们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载体，破除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者和近代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反动唯心史观。比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介绍唯物史观。他在援引《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后，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该文还对剩余价值学说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先驱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向中国人民大力宣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革命的根源存在于经济领域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以其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论依据，争取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明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起到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

　　第三，伟大建党精神一经产生，其直接的效应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唤醒中国人民为争取中国社会的美好未来而奋发努力。

　　五四运动不仅初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作用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之后，一个声势更为浩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便逐渐在中国社会展开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在改造世界、变革社会中的巨大精神作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热情和政治热情。《新青年》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青年》的影响和带动下，当时许多全国知名的进步报刊，也大力宣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经验。这一时期，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新刊物就达到400种之多，并几乎都有社团组织，围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讨论，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理。比如，湖南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山东的“励新学会”，广东的“新学生社”，北京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学会”，四川的“马克思读书会”等，都是先驱们在全国点燃的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星星之火”，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唯物史观的胜利，因此唯物史观的研究、宣传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紧密相连。先驱们在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实际上是为经济、政治变革做思想先导和舆论准备，用唯物史观分析、批判中国封建文化，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变革来解释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动，实际上是为国家、社会、民族变革扫清思想障碍。中国共产党不负人民，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摈弃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激励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意识，使国家的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积极主动投身于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以主人翁的姿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美好光明前景。

　　第四，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点亮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明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建党、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有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和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的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所取得的；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际和中国社会。先驱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详尽的介绍，并认为要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保证革命的胜利。他们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观点，表明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所进行的客观分析，从各方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指导精神，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策略，奠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吴玉章、杨闇公、邓小平、朱德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经过各自的努力，先后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从思想上和实践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感召下，一大批致力于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的杰出人才脱颖而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伟大建党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为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精神谱系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储备了优质基因、埋下了重要伏笔。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要继承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