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翻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中，中国文学外译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当前，涉及中国文学外译的问题，包括主动外译的必要性、译介方法与模式、接受与传播等，不仅激发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引起了各界诸多观点的交锋，某些观点甚至有绝对化、功利性的倾向。对此，译学界应在深刻把握翻译活动自身规律、在充分了解中译外现实的基础上开展更为理性的思考，以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学外译，树立并坚持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动态发展观。

　　首先，坚持动态发展观，在于对中国文学外译有方向性的把握。进入21世纪以来，从“外译中”占主导地位到“中译外”与“外译中”几乎并驾齐驱，翻译路径不断拓展，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文学外译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某部作品、某位作家或某种类型的文学能否得到译介和传播，更在于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文化、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念，力求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进而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应有作用。充分认识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使命，真正从文化交流共生、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理解中国文学外译，理应成为译学界开展“中译外”研究的出发点。把握这一方向，有利于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警惕并克服翻译的功利主义，对文学译介及相关评价中存在的唯接受论等种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加以理性反思与积极引导。同时，有利于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与开放的立场，为促进中国文化向他者开放、向异质文化开放，为实现中外文化间平等而长远的交流创造条件。

　　其次，坚持动态发展观，在于深刻认识翻译本质、遵循翻译活动的基本规律。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就本质而言，它是一个语言、文化、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生成过程。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翻译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而是不断在其安身立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积极建构中拓展可为的空间。一方面，影响翻译活动的诸要素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使得翻译总是从根本上被限定在一个“有限可能性”的范围内；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翻译活动依托的各种关系和各种条件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关系的演进与条件的积累为翻译成长提供新的可能。况且，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中外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也是不争的事实。基于此，中国文学外译必然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和发展性特征，也因而理应是一种长远的追求。这就意味着，译学界在探讨中国文学外译时，不能将某种阶段性认识当作绝对化、终极性的理解。如所谓“连译带改”式翻译方法在当前历史语境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乃至必要性，但若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外译中唯一可行的方法加以推崇，则会形成一种有悖翻译伦理的片面观点。

　　最后，坚持动态发展观，在于秉持中国文学外译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总体译介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可归结于中国文学外译接受中的非文学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曲解和误读。探查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固然是海外读者阐释和接受中国文学的一条不容忽视的路径，很可能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选择，但这种忽略文学性的译介与接受倾向往往使文学作品服务于历史、社会、政治等各种文学之外的目的，中国文学的根本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得到真实呈现。且不论由此导致的种种标签化和猎奇式阅读心态给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造成的障碍，即便中国文学一时能得以接受，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基于本质性、平等交流的“走出去”才更有益于中外文化之间真正的对话。因此，为推动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以其真实的形象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译学界应聚焦中国文学的审美，积极开展批评性研究，不断改善当下较为常见的非文学性译介与传播状况。要从原文的审美把握、译文的审美再现与接受等层面充分展现作品的文学特质，凸显中国文学的根本价值与丰富内涵。

　　中国文学外译研究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坚持动态发展观，这既是当下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呈现出的一种新趋向，也是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未来发展中应把握的方向，迫切需要译学界的进一步关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