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以后，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台数字生产逐步取代大工业时代的工业生产，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力量。与此相关联的是产生了一些所谓“数字生产不再是剥削”的错误认识。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时代的新形态。在这一形态中，数字技术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来源，资本家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监控生产过程、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者行为，从而实现对剩余价值的激进追求。但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消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技术的发展反而增加了劳动者被支配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更多地被资本家占有，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剥削。

　　数字资本主义如何生产

　　算法调控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剩余价值会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体现了资本家同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传统工业生产中，剩余价值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实现。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数字为基础的算法成为资本家控制剩余价值生产的新工具。算法是一种基于数据的决策模型，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能够实现实时监控和精确预测，从而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进行调配。通过算法的精准控制和调控，资本家能够更加高效地生产和销售产品，从而进一步提高剩余价值的产生和获取。例如，在电商平台上，算法能够根据消费者的历史消费记录和行为习惯，为消费者推送个性化的商品推荐，从而激发其购买欲望，进一步增加资本家的销售额和利润。

　　技术驱动劳动力再生产。在传统经济形态中，货币是价值的象征；在数字资本主义形态中，数据成为价值的载体，被视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家通过攫取数字用户无意识的无偿劳动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了解消费者需求、市场趋势和竞争对手动向，将这些数字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本。通过构建数据化生产关系，资本家更加精准地制定战略和决策，进而实现数字资本的积累。此外，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为必要过程，劳动者需要不断适应新的技术和工作方式，满足数字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这就需要提供更加灵活、高效的教育和培训机制。然而，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技能培训的高成本，一些劳动者可能无法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从而面临劳动力再生产的挑战。

　　平台支撑的自动化生产和虚拟化生产。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催生出了众多数字化平台，它们不仅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和交易渠道，更实现了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紧密衔接。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则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生产过程更加标准化和精准化。然而，这种平台支撑的自动化生产方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大量劳动力的失业风险、技能需求的改变以及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剥夺感。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许多传统实体产品和服务转向了虚拟形态。虚拟商品、数字内容、在线咨询等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内容，这种虚拟化强调信息和知识的价值，但虚拟化生产的快速推进使得劳动的实体性逐渐减弱，劳动者往往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交流和协作，这加剧了劳动过程的异化和虚无感。

　　算法控制的劳动剥削

　　算法支配劳动需求。算法的应用使得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能够灵活调配劳动力资源，根据需求进行临时性用工安排，资本家对劳动者需求的稳定性显著降低，劳动力市场上极易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在此情形下，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大大下降，很难争取到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条件、更稳定的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此外，许多传统的人工劳动被自动化和智能化取代，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变得多余，从而催生大规模的零工经济。在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常常以自由职业者或兼职工作者的身份从事各种短期项目或任务，很难享受到传统劳动者所拥有的合法劳动权益。

　　算法决定劳动形式。算法的广泛应用使得劳动过程变得更加标准化和机械化。劳动者的工作被细分为多个环节，其执行的任务更像是算法预设的指令，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导者，而是被算法所束缚和规训的执行者。与之相伴随，资本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时追踪劳动者的工作状态和产出，掌握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数据，从而实现对劳动过程的高度管理和监控，更加精准地对劳动者施加压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剩余价值的产生。此外，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算法根据个人的数据呈现和监控结果，对劳动者的工作进行评估，从而对其进行绩效考核和激励措施，这进一步推动了剥削行为。这种算法主导的评价方式导致劳动者在工作中丧失了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劳动者不再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的主体，而是被动地接受算法规定的指令和任务，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人的生存困境。

　　算法催生数字剥削。马克思指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真正产物是剩余价值，所以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个人数据被广泛收集、分析，用于商业决策、广告定位等，数据的提供者实际上生产了剩余价值。然而，劳动者往往不能完全认识他们个人数据的价值，也缺乏对这种价值使用和共享的控制权。换言之，劳动者为数字平台提供大量数据，帮助平台优化运营和产品，却很少分享这些数据所创造的价值和经济收益。此外，数字资本主义增加了劳资矛盾的复杂性，除了物质层面的剥削，资本家还通过掌握数据和技术的主导权催生了数字剥削这一新的劳动剥削形态，加深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从而引发新的合法性危机。劳动者难以准确评估他们所提供数据的价值，更难以追踪和证明数字剥削的实际发生，这使得数字剥削在法律和伦理层面上难以被有效监管和制止，从而引发社会的不满和矛盾。

　　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性

　　劳动压力与劳动者健康恶化。数字资本主义下，资本家为了保持竞争力和利润最大化，更易于使用数字技术迫使劳动者面临更长的工作时间、加班加点和不稳定的就业条件，导致劳动压力的不断增加。数字技术的发展还使得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劳动者可能面临全天候工作压力，无法得到有效的休息和放松，影响身心健康。此外，人们普遍处于信息泛滥的环境中，不断接收和处理海量信息，长期的劳动压力和高强度的工作负荷可能导致劳动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总体而言，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弹性工作、数据驱动的高工作要求、虚拟工作带来的社交孤立、高竞争与工作不稳定性以及长时间屏幕暴露等因素，都会导致劳动者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分化加剧。数字资本主义借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然而，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并未带来所有劳动者福祉的普遍提升。相反，由于资本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更容易集中和积累，少数资本家和大型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源并在其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和弱势群体则陷入贫困和不稳定的经济状态，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数字资本主义甚至正在加剧全球性的不平等。此外，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加速了金融化现象，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转向金融投资和金融市场，追求更高的资本利润。这种趋势导致少数资本家和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贫困人群和低收入劳动者则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长此以往，会引发社会对抗、加深劳资矛盾。

　　物的支配与人的本质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数字社交媒体的影响以及生产的自动化趋势，都对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产生了深远影响，物对人的支配问题不可忽视。具体来说，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数字技术的高度应用和自动化提升了生产效率，但也导致劳动者常常只是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被视为生产工具和资源，而非社会中真正有意义的个体。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完成重复性和标准化的任务，缺乏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感和创造性，形成物对人的支配和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是人类本质的体现，然而数字资本主义加深了人与自身本质的脱离，进一步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同时，数字资本主义中广告和营销的精准捕捉使得人们面临着巨大的消费压力，追求物质和享乐成为一种主流，人们可能迷失在消费的泥沼中，不断追求虚幻的物质满足，而忽视了内心真正的需求和价值。

　　总之，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革，算法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算法的全方位控制形成了严重的劳动剥削，我们要对数字技术的发展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劳动关系和社会权益方面。虽然数字技术可以为生产力和效率带来巨大提升，但其应用也可能导致劳动者面临更长的工作时间、不稳定的就业条件以及劳动压力的增加。因此，我们需要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确保劳动者保持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导权，避免成为被算法规定的执行者，重视人类作为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确保劳动者的权益和福祉得到充分的保障。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