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围绕美国式民主与错综复杂的制度网络构建的。美国不但是该网络的最初缔造者，而且不断运用权力维护着以自己为中心的规则网络，并在相当程度上把握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

　　美国重新评估 

　　国际规则体系的原因 

　　建立在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基础上的霸权治理方式让美国获得来自霸权超额收益，其前提是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相比，美国相对实力具有压倒性优势和单边控制能力。随着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步伐加快，美国单边霸权地位松动，相对实力的衰落趋势明显，美国控制世界的能力已不复当年。对于其一手塑造的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已经不再具有足以支配它的财富和权威。

　　相对实力的衰落使美国难以通过传统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行使霸权，这是美国调整其国际规则战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中国有效借助国际多边规则网络发展、壮大的事实，让美国开始重新定位国际规则体系的功能。特别是加入WTO等国际组织之后，中国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适应能力超出美国预期，尽管现有的多边交换渠道和规则并未使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处于平等的竞争平台。另一方面，伴随实力上升，新兴市场国家大多要求增加自己在体系内的利益和话语权比重，推动调整现有规则体系中不平等的分配方式，要求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安排；相对实力下降的美国控制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和交往、交易渠道的难度在加大。基于此，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主导的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巩固美国霸权方面的功效。

　　美国通过“俱乐部”模式 

　　对冲多边主义 

　　美国无力继续承担世界霸主在单极世界中的财政重负，却不能坐视其主导地位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被削弱。在相对衰落阶段，美国运用和塑造国际规则的战略目标，一是降低目前庞大且诸多掣肘的多边机制的管控成本；二是减损竞争对手在规则体系中的收益，增加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规则体系中的获益难度，约束其发展势头。这导致美国对待国际机制和规则的逻辑逐渐从相互依赖和互利共赢的角度向零和竞争思路转移，此前寻求在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共享收益的正和博弈将更多被旨在权力争夺和抢占势力范围的零和博弈所取代。

　　在军事、金融、国际分工、高新技术、能源和战略资源等核心领域，美国主导国际组织和规则的主要形式由开放的“全球模式”转变为半封闭的“俱乐部模式”，由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入转变为根据美国的标准和需要有条件准入。这一策略调整的思路是，通过在参与游戏规则的起点设置高准入门槛，吸纳对巩固美国霸权地位和实现其意志有利的成员参与规则制定，同时把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排斥在规则体系门外。“全球模式”向“俱乐部模式”的转移过程体现了美国操控国际规则策略的两大调整方向。一方面在覆盖范围上，美国的重点由力图控制国际多边组织和规则网络，逐渐转变为重构地区和跨区域合作机制和规则网络，进而将其按照美国的标准和全球战略布局进行对接和整合。另一方面在参与方式上，美国不再无差别地鼓励多数国家进入新的“俱乐部”，而是通过某些标准对成员进行有选择性的甄选和限制。通过上述调整，美国力图重新确立和巩固自己在核心规则领域的绝对主导权，保证控制新机制和国际规则网络在巩固霸权上的效率。

　　美国国际规则战略调整 

　　在对华政策上的体现 

　　随着中美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美国在国际规则领域对中国的融入策略向排斥方向发展，其主要功能由互享收益的共赢框架转变为利用国际规则主导权有针对性压制中国的零和模式。

　　美国精英阶层意识到，处于相对衰落阶段的美国阻止中国实力继续上升的能力和政策空间有限。因此，美国针对中国运用规则战略的重点并非通过规则的竞争去消解中国的实力，而是通过操纵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社会评价体系来约束中国运用和发挥实力的空间和效果，阻止中国将上升的实力转化为相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遏制中国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在现有的多边国际机制中，有针对性地在节能减排、环保、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领域修改或重塑规则，降低中国的竞争优势；其二，在现有全球性组织之外，另行构建具有实质排他性的区域或跨区域机制，把中国排斥在规则体系之外；其三，通过操纵规则的解释权和国际舆论，削弱中国崛起的合法性。

　　美国正在破坏既有的 

　　多边主义全球化规则 

　　和国际分工体系 

　　由于上述美国在国际规则层面的战略调整，当前国际秩序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冷战后建立在自由制度主义，特别是全球多边机制基础上的现有国际秩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颓势，全球及地区治理体系或面临转型；二是在全球分工领域，由美国主导的既有全球及地区产业价值链受到剧烈冲击，重构进程加快。

　　开放的多边主义世界最大的挑战来自霸权国美国自身。既有国际多边机制事实上是为美国服务，或者至少是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然而，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东升西降”，现有规则网络带给美国的霸权收益逐渐减少，因而美国维护现有国际机制的意愿相对减弱，全球治理体系出现领导力真空现象。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加速了这一趋势，这场公共安全灾难中暴露出的全球治理和地区合作机制的瘫痪与低效，进一步冲击了现有的治理体系。面对全球疫情，无论作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还是世界卫生组织、欧盟、东盟这些多边组织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美国不但没有表现出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甚至做出破坏国际防疫合作的行为。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公开打出“美国至上”口号，公然从多个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中“退群”，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造成巨大冲击。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回归全球治理体系，但是其治理效果并不理想，更多停留在“承诺”上，并且依赖以其为中心的小多边体系和联盟体系，其实际目的还是服务于本国利益以及打压、孤立中国等国家。可预见的是，在中美全球治理观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随着中美在国际规则层面的竞争不断加深，缺乏大国协调的全球及区域治理体系或将面临转型。

　　除全球及地区治理体系外，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也受到剧烈冲击，呈现出全球产业链内向化、地区产业链区域化集聚及西方国家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趋势。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西方国家在高端产业逐渐对华“脱钩”，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产业分工“安全化”处理，有意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更加注重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发展和向印度与越南等国分散。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一个美国主导的西方规则体系。作为美国重构国际规则的主要牵制对象，中国首先需要调整的是看待国际规则的思路。在美国运用规则的策略进行调整后，中国继续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规则壮大自身的空间明显缩小。面对美国在国际规则领域紧锣密鼓的攻势，中国需要将主要关注点放在发展有潜力的双边关系上，这有助于打破美国通过“俱乐部”机制在国家间交易渠道方面形成的垄断局面。在多边合作层面，中国需要超越传统地区视角和维度，在全球范围内定位合作者。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中国需要提出真正代表中国和这些国家共同诉求的议题主张和国际秩序理念。与美国的霸权理念相比，中国一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中国的发展受益于真正基于开放和多边主义的全球机制，这样的全球治理体系符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因此，推动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合作和维护真正的开放、多边舞台，是破局美国在国际规则领域打压中国的关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