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亚洲、拉丁美洲以及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祸端。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未在这些必然反噬自身的危机中消亡，反倒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主流政党的意识形态。这不禁让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将新自由主义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战略、全球化资本主义支配世界的霸权原则。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反常存续，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面临的困境，反而加深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内在危机，因此，其必然也就无法持久。

　　新自由主义的前世及其局限性

　　自由主义是在跨越重商主义这个门槛之后诞生的。重商主义盛行于16—18世纪中期的西方社会，强调把整个领土之上以首都为模板的空间规划作为规训机制，确保诸经济要素在主权空间内的循环流通，进而推动商业经济发展。因此，它在主权国家内部呈现出鲜明的领土性和浓重的国家干预色彩，这与当时欧洲范围内讲究势力均衡的体系特征相矛盾。同时，面对人口这一现代的国富源泉和政治主体，传统的君主制及其领土模式过于狭隘，重商主义因此缺乏可资利用的政治经验。在这种背景下，重商主义已展现出许多与时代发展相悖的局限性。

　　18世纪中期出现的法国重农主义提出了与重商主义截然不同的解困方案，主张用自由来消除粮食危机这样的人口安全困境，重农主义由此成为自由主义的摇篮。市场、市场机制和经济人视角都是在重农主义中出现的。政治技术的自由主义化和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根本要义，比如，政治技术永远不要与现实运行分离，让现实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放任自由，“经济的治理就是最好的治理”，用功利效用取代道德善恶来判断治理优劣，以及用经济方式行使政治权力等，也是重农主义者阐发的。这些将重农主义与自由主义牢牢绑定的因素，都发端于重农主义试图用人口的自然性来处理自由与安全的悖论：既要生产自由又要管理自由，也就是要建立控制，消除危险，从而保障安全。重农主义从人口的自然性出发，重新定义自由，重新架构安全，将治理的合理性安置在人口的可治理性之上，从而铸就了自由主义的灵魂。

　　因此，自19世纪初以来，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那里，市场机制所创造的效用问题，用利益这一既容纳自由又保障安全的核心概念，将市场交换和国家公共权力的效用这两个自由主义治理理由的关键节点统合起来，利益既成了交换原则又成了效用标准。自由主义通过利益操控其所需的一切，包括个人、行为、语言、财富、财产、资源、权力等。总之，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前世，自由主义意味着市场的真理化，以效用为标准让治理进行自我限制，以及以世界为市场和代价的无限发展的欧洲。

　　两种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关联与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形成的两种新自由主义——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都延续了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及其内在逻辑。对于处理自由与安全的悖论而言，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虽然深刻影响了美国新自由主义，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却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将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推向了极致。

　　如果说在重农主义那里，安全机制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机制，经济的治理就是最好的治理的话，那么，对于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而言，经济的治理已不再仅仅是治理的典范，而是变成了治理合理性、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原则从交换转变成竞争，竞争必然带来破坏竞争的垄断，国家只是为了确保市场竞争才出面干预，构建起市场导向的司法社会和“企业社会”来防止垄断、恢复竞争。安全机制的正当性来自利益竞争的自由机制，“为了市场而治理”，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正是在德国重建过程中奠定的。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通过将安全机制置于自由机制的支配之下，弱化国家权力及其治理术，也由此推动美国新自由主义催生出无政府资本主义，主导了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在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美国新自由主义重新定义了经济人，重构了经济要素，倒置了经济与社会关系，用商品交换调节一切，将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推向极端状态。

　　美国新自由主义将人口的性质从劳动力商品转变成人力资本，每个人都是经济人，都是一架能够产生收益流的人力资本机器，个人即企业、投资者，个人的生命条件即资本收益。美国新自由主义还将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的识别原则，用经济行为分析包括婚姻、夫妻、家庭、父母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从而改写了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倒置了经济与社会关系。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将经济人解释为受不可化约、不可转让的利益原则支配的主体，用市场经济分析解释所有非商品关系，包括一切政治行动，从而把市场变成了审判政府的经济法庭。

　　新自由主义“自由与安全”的悖论

　　美国新自由主义意味着自由主义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将经济人视为时刻计算自身人力资本成本—收益流的企业家和不可化约、不可转让的利益主体，将经济世界视为经济人看不见、政治世界无法看清因而不得干预的独立王国，将自由机制置于安全机制不得干预的超然地位，经济的正当性取代了历史和政治的正当性。美国新自由主义将放任自由原则重新嵌入自由主义，推动自由主义达至其自身发展所能及的顶点，主导着晚近四五十年来西方国家的内外政策。

　　在国内层面，利益机制支撑着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自由”因素，并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日益加剧。同时，为了阻止自身因此走向衰亡，生命政治成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安全配置。但传统的社会控制、最低收入保障，新兴的全民基本收入，新冠疫情下的失业救济和生活救助，这类人口安全机制并不会触动在政治影响力、社会财富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核心公共资源配置上展开无限利益竞争的自由机制，所以究其本质，它并不是人口的安全机制，而是自由的安全机制。

　　在国际层面，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其通过市场的真理化毫不掩饰地展现着优胜劣汰的强者逻辑。真理化的市场观念推动着北大西洋标准的全球化，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设想的未来场景，来自北大西洋的商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走下飞机，迎接他们的都是一套熟悉的东西，从法律、商业、交通到物权、土地所有制和监管，都来自他们的故乡。

　　因此，晚近四五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反常存续，并非意味着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适性，只是意味着，沦为全球化资本新容器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再次将其内在的“自由与安全”悖论束之高阁。为了保全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的利益竞争及其所定义的自由机制，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霸权增值，美国新自由主义将自由机制置于一切之上，这加深而非缓解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内在危机。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