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概念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自然灾害研究领域，指子系统（如城市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对系统内部或外界扰动的敏感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系统自身受损程度。随着脆弱性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在系统遭受灾害影响过程中的作用被日渐重视，社会脆弱性研究成为脆弱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社会脆弱性可以理解为：暴露在灾害冲击下的社会系统，因潜在的不利社会因素以及较弱的应对灾害能力而呈现出的一种脆弱性。对社会脆弱性的研究有利于人们找到改善灾前不利状况的突破口，更快地从灾害中恢复过来，增强社会韧性。

　　社会脆弱性研究倾向实证研究

　　社会脆弱性研究在解释不同群体受灾害影响或应对能力的差异性，以及预测未来潜在风险点等领域具有较大优势。近年来，社会脆弱性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得以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实证研究领域进展迅速。

　　首先，社会脆弱性研究由最初集中于剖析社会系统的潜在脆弱性，渐渐扩展到对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的内在连通机制、相互作用影响领域，将社会脆弱性维度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外部扰动性分析交叉融合起来，以揭示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机理。李宁等计算了551个县域样本在1982年、1990年、2000年的生态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指数后发现，生态脆弱性对社会脆弱性的作用逐渐减弱，其作用显著省区数目由之前的五个减少至两个；反之，社会脆弱性对生态脆弱性的作用由弱变强。文彦君等对华北地区1876—1879年有关旱灾的文献进行研究后发现，极端干旱灾害与社会脆弱性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旱灾造成的影响被放大、传递。张惠等提出，一些灾害的非线性升级，并非仅仅是因为致灾因子的叠加，而是社会脆弱性因素与致灾因子的耦合导致的。

　　其次，不少学者借助社会脆弱性分析工具，对国家层面、省区市层面的社会脆弱性特征的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葛怡等研究了2000—2014年全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社会脆弱性经历了从普遍偏高逐渐转到东北局部出现好转，再由局部地区的好转渐渐扩展至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好转的过程。鲁大铭等认为，社会脆弱性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通常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会表现出较低的社会脆弱性，在涓滴效应的作用下，城市周边的县级单元会较快地降低其社会系统脆弱程度。张亚洲研究了上海市自然灾害社会脆弱性的时空格局，认为中心城区和郊区社会脆弱性变化呈现差异性，中心城区的社会脆弱性呈现上升趋势，郊区则呈下降态势。吴畅研究发现，长江中下游流域洪水灾害风险得分呈现强烈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在社会脆弱性和灾害暴露等级高的地区，洪灾风险水平也较高。

　　最后，很多学者在揭示社会脆弱性产生的制度性驱动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有学者认为，在对社会脆弱性产生直接影响的各种制度性安排中，社会保障体系最为关键，社会保障的缺失放大了社会脆弱性，而充足的社会保障供给则会增强人们面对灾害的恢复力。杨龙等测量了贫困地区农户的脆弱性后发现，不同地区农户的脆弱性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建房、婚丧嫁娶、有大病治疗等冲击性事件是导致农户脆弱性的普遍性影响因素。

　　相比之下，定量研究更为社会脆弱性研究者所青睐，而质性研究相对缺乏。究其原因，这可能与脆弱性研究起始于自然科学领域有关。但事实上，社会脆弱性更关涉集体行动与社会团结。因此，质性研究在社会脆弱性研究中应被给予更多关注，如群体化解和应对灾害的行动就更适合质性研究。

　　多维建构脆弱性研究体系

　　社会脆弱性涉及社会的各个维度，各学科都尝试在其中寻找切入点，这决定了其研究体系建构具备多维特征。社会脆弱性研究中，“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的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框架是被很多学者所采用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近年来继续发展完善，维度不断拓宽。

　　谭淑豪等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三个脆弱性的重要维度出发，对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生态脆弱地区进行了社会脆弱性评估。在一级指标中，采用气候变化情况和自然灾害情况测量暴露度；采用社会人口状况和自然资源依赖程度测量敏感性；采用适应意愿和适应资本情况测量适应能力。黄晓军等也以上述三个社会脆弱性核心维度构建了关于城市高温的社会脆弱性分析框架，计算了中国各城市的暴露度指数、敏感性指数和适应能力指数对高温社会脆弱性指数的贡献度。陈佳等应用VSD框架和SERV（Spatially Explicit Resilience-Vulnerability）模型，构建了评估中国半干旱地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综合性指标体系。何艳冰将社会脆弱性与生态脆弱性、适应性等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将行动者所处的脆弱性情境与个体或群体做出适应性选择和行动应对外部冲击结合起来，以更准确地识别环境变化、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具体方法上，不少学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相关影响因素的权重赋值。樊运晓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中国多灾种的社会脆弱性进行评估。葛怡等利用投影寻踪聚类方法评估了中国各省空气污染的社会脆弱性指数。李宁等为了避免综合指数法无法反映社会和生态脆弱性指标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和方向、相关系数分析无法解释因果关系等问题，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揭示了社会脆弱性和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

　　社会脆弱性与韧性研究相结合

　　随着社会脆弱性应用领域的拓展，地理学、灾害学、环境学、社会学等各领域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借助本学科已有理论对“社会脆弱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开创性解释。但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面，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截然分割性仍较为明显，多学科集成仍面临诸多障碍，尚未提炼出相对完整的、规范化的社会脆弱性理论体系。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脆弱性的研究还远远不足，尚未将社会学已有理论成就与脆弱性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具有创新性和理论性的研究成果仍然乏善可陈。为实现学科交叉和融合，还需要在社会脆弱性概念的进一步探讨及理论体系构建方面更多发力，推动社会脆弱性研究范式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尤其是在与社会韧性研究相结合方面，应推动人们由被动适应灾害向积极应对灾害转变。社会脆弱性事实上反映了社会韧性的强弱。社会韧性越强，社会脆弱性则越小，反之亦成立。因此，对二者研究的结合，会形成新的研究领域。

　　社会脆弱性评价既是对社会脆弱性的评估，也是对社会韧性的反映，因此是实现脆弱性和韧性研究相结合的重要切入点。社会脆弱性评价模型日趋成熟和多元化，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作为理解和评估脆弱性的3个维度已为许多学者认同，但该评价方法在替代性指标的选取、指标数据的处理、指标的赋权以及评价结果的计算等方面尚存争论，存在评价指标体系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交叉重叠等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指标的筛选方法、权重确定方法。此外，对于多重扰动下的社会脆弱性评价仍处于起步阶段，尚需进一步挖掘能从机理上精准揭示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等外部扰动要素如何相互影响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这些社会脆弱性评价方法与指标都可用于测量社会韧性，可与社会韧性评价形成良好互动。

　　案例研究也是实现社会脆弱性研究与社会韧性研究相结合的有效途径。通过从不同视角观察同一案例，会更加清晰地看到社会运行中的脆弱性和韧性。例如，对社会脆弱性的个案研究充足，会为社会韧性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现有较多社会脆弱性研究案例限于国家层面、省区市层面，基于地方尺度的实证案例相对较少，而这并不利于充分发挥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应用优势和对社会脆弱性影响因素的深入探索。未来社会脆弱性分析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可应用到贫困、就业、公共卫生等更多领域，一方面有效拓展社会脆弱性研究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六稳六保”等目标提供有力智力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