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一直是社会学的一个经典研究主题，它的基本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概念的界定，另一个是识别的指标。在这里，我们悬置社会分层的概念界定问题，只关注它的识别问题，尽管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对经验研究而言，在表征之外识别出研究领域中无形的分层结构，是研究必须走的第一步。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指出，克服社会分层测量上的弱点，应是社会学的重中之重。但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圆满完成这项学术任务。

　　兼顾动态和沉淀效应

　　从20世纪20年代康茨尝试建立职业声望量表以来，社会分层的测量模型大致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是量表法，通过一系列指标来估算一个定距的潜变量，以表示分析单元在社会分层上所处的状态。其中，又细分为声望量表、社会经济指数、社会距离和社会地位量表四个亚类，包括CAMSIS（剑桥社会互动和分层量表）、CSP-CH（瑞士社会专业类别）、古尔德索普阶级框架、ICAMS（国际剑桥量表）、ISCO-88（国际职业标准分类）、ISEI（国际社会经济指数）、邓肯的SEI（社会经济指数）、特雷曼的声望量表和怀特的阶级结构等。例如，在职业声望法中，被访者对一个既定范围内的每一种职业进行排序或评分，通过固定参照点和统计分析，得到一个覆盖全部职业的标准职业声望。在测量指标上，声望量表把职业看作中介变量，把教育（自变量）所带来的知识、技能等转换成收入（因变量）。可见，它们只考察收入流，没有考察收入流的历史沉淀（即收入库）及其外观特征（分层现象）。在分析技术上，这条路径的测量模型多采用量表技术，初期是探索性因子分析，后演化成证实性因子分析。这样，在分析的结果上，这些量表就把社会分层从定序变量上升为定距变量，各个社会层级之间并没有任何边界，也没有任何缝隙，从测量工具上把所研究的社会现实变得更加“流动”，因为个人在时间上或代际上的任何微小差异，都显现为一种变化。但这种测量模型和社会分层的概念界定不兼容，而且，从层级到职业也是一个概念漂移的过程。第二条路径是文化消费法，它通过文化物品的消费来识别社会分层，它的分析方法是对应分析或潜类模型，测量结果是具有清晰界线的各种类别，与量表法相比，具有更大的概念兼容性。但在识别指标上，作为层级隶属指标的文化品，受供给制约，也具有地方性，因而测量模型不具有跨文化、跨国家、跨地区和跨群体的可比性。第三条路径是主观认同法，它是研究者事先在问卷中设定社会分层的级数（一般为5或10级），然后让被访者选择自己在这个社会阶梯上的位置。它假定被访者具有识别社会分层的自觉和知识，因而能够胜任研究者转嫁给自己的测量难题。但社会分层的级数是研究者人为设定的，并没有理论、经验或释义基础，因而是空中楼阁。被访者对这个虚构物的应答反应则因态度、能力、知识和经验而出现很大波动，既不具有个体间的可比性，也不能排除系统性偏差的可能性。

　　针对上述识别模型的优缺点，我们在第二条路径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更具有概念兼容性（因而提高测量的理论效度）、更具有可比性的识别社会分层结构的新潜类模型。在测量指标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收入流和收入库指标，因而考察了社会分层过程的时间动态和沉淀效应。在财富概念上，我们兼顾了资产和负债，从正负两个方向考察了社会分层的资源特征。在财富形态上，我们兼顾了实物指标和货币指标。在社会分工上，我们兼顾了生产、分配、消费、二次分配诸领域的指标，较全面地把握了社会分层的个体效应，即个体在不同社会场域中的机会结构。

　　具体而言，新潜类模型所采用的指标包括经营收入、知识和技术收益、租金、金融收益、社会保障、临时收入、保姆、豪车、收蔵品、高档家具、国债、股票、基金、理财产品、储蓄、住房套数、银行贷款等收入构成、消费构成和资产构成三方面的17个变量（参见表1）。这些指标均具有客观性，在测量层次上，只有房产数是定比变量，其他均是二分变量。除了敏感性之外，它们并不会给被访者带来很大的记忆负担，从实践效度上确保了识别模型所依据指标的数据质量。需要说明的是，在收入构成中，新潜类模型省略工资收入，这是因为本文所采用的示例数据中，所有被访对象均具有这一项收入，因而在本研究中不再具有区分力。

　　在分析方法上，我们采用潜类模型。它虽然没有假定社会分层的等级特征，但可以依据所选择指标将分析单元划分为具有较大层间间隔的潜类。至于这些潜类之间的等级性，我们可以从潜类和指标之间的参数估值来判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高低顺序，从而间接检验“社会分层概念是否在本研究中成立？”这个应用恰当性问题，避免卢曼所批判的社会调查创建自己的经验现实的本体论谬误。

　　建构主要识别指标

　　新潜类模型所采用的经验数据来自《中国城镇工作环境调查》2017年度的入户调查数据。它利用六普数据从全国城镇中以PPS方式抽取60个城区作为主抽样单元，每一个主抽样单元下依据16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以PPS抽取9个居委会作为二级抽样单元，每一个二级抽样单元下再依据现场获取的住户表随机抽取15户作为三级抽样单元，每一个住户内依据随机数表随机抽取1人作为被访者。设计总样本量是8100个个案，有效样本量是6873个个案。我们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加权和耙平处理，以消除抽样框的覆盖偏差和入户调查中的拒访偏差，参数估值对2017年中国大陆的城镇就业者具有人口代表性。新潜类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就业场域中的家庭处在4个不同的社会层级上，分别是占中国全部城镇就业人口3.2%的富裕层、15.5%的小康层、54.2%的中产层和27.1%的低产层，它们在17个指标上的具体差异，详见表1所列出的潜类和指标间的概率估值。

　　简言之，富裕层和小康层在资产库和收入流上均存在显著差别，均显著高于后两个层级。中产层和低产层的主要区分不是收入流，而是家底的厚薄。我们可以用消费水平区分富裕层和小康层，用金融资产区分中产层和低产层，用总资产区分前两层和后两层。由此可见，在中国城镇，社会分层的主要识别指标是家底的厚薄、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健性。

　　具有较高外在效度

　　据被访者自己的估值，这4个社会层级所拥有的房产市值分别是370万元、147万元、70万元和82万元左右，后两个层级的房产市值估值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家庭月人均收入分别是10378元、5063元、2945元和3403元，后两个层级均值也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个人月收入依次是11512元、8439元、4674元和4573元，前两者之间、后两者之间均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存在，但前两层和后两层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异。房产市值是资产的存量指标，家庭人均月收入和个人收入是资产的正向流量指标。可见，新潜类模型具有较高的外在效度。

　　建立在教育、技能和收入之上的职业声望测量并没有准确识别出社会分层的结构。在本调查中，来自不同社会层级就业者的平均职业声望依次是54.0分、52.3分、48.4分和45.7分，前两组、后两组内部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前后两类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变化模式和个人月收入相似。作为对同一个概念的不同度量，职业声望法具有57个取值，最小19分、最大81分；新潜类模型只有4个取值。无论在量程上还是在精度上，职业声望法都过于精细，与概念的理论设计相悖。

　　如果我们把社会分层的测量任务交给被访者，如国内大多数研究所做的选择，那么，来自不同社会层级就业者的经济收入分层主观分值依次是4.2、3.7、3.2和3.0，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没有一个社会分层的主观经济分层评分具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别。类似地，来自不同社会层级就业者的社会地位分层的主观分值依次是3.6、3.7、3.2和3.6，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各层之间的主观评分均不具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