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管理的理念逐渐被社会治理所取代。前者更多强调政府对社会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后者则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社会秩序的建立。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中，社区往往被视为最基础的单元，因此社区居民作为多元主体中的重要一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参与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居民通过自治的方式，主动管理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甚至成了学者们探讨的一种理想的模式。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不高，主体性也未被调动起来，距离自治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以往学者们在解释这一问题时的理论思路均从“熟人—陌生人”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型出发，或者探讨陌生人的治理方式，或者探讨在城市中建立熟人社会的可能性。本文试图突破这一理论框架，从多维度熟人的思路出发，分析社区难以自治的根本原因，为鼓励居民参与提供新的思考方式。

　　理论假设影响治理策略

　　随着现代社会的崛起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变革前后的不同样貌，如斯宾塞描述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涂尔干提出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社会”。虽然学者们对不同社会形态的评价不一，但是这样一种对人类聚集形态的二元对立的分类模式却被普遍认可。

　　这种理想类型的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一种通用范式，深刻影响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我国，费孝通沿着滕尼斯的思路，用“熟人社会”概念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在这一概念所展示的图景里，人们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小范围内，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经常性的接触，彼此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的感觉，也因此相互信任、相互约束。此后，学者们纷纷选用“陌生人社会”的概念与“熟人社会”的概念相对应，用来概括城市中经济规模扩大、分工更加细化、人员流动性增强的特征。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因为彼此相互不熟悉，所以信任度下降，道德的约束作用也不断下降，更需要依赖法制的权威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相对立的模型，也成为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两种方案的理论基础。一种方案着重于强调挖掘原有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在城市社区内培养类似于乡村社会的共同体，通过提升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进而让居民实现自治。另一种方案认为应该基于陌生人社会本身，构建契约关系，建立法制社会，实现依法治理。但现实情况是，第一种方案中的“熟人社会”很难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起来；在第二种方案中，人们亦不完全按照陌生人社会的方式行事，建立法制社会的成本过高，而且难以实现。

　　从源头上看，“陌生人社会”框架建立在西方社会自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之上。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大量借鉴了西方的经验，所以这种假设也普遍被接受。然而，我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有着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所以这种舶来框架的“失灵”便随处可见。改革开放之后，人口的流动性增强，政策制定者开始拥抱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框架，如强调数据化、科技化以及网格化对人的管控，强调理性和效率的原则。由于陌生人之间缺乏情感和信任的支撑，以及文化和道德约束，治理方式以刚性的控制为主。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的多元化，管控的方式越来越难以达到治理目的。因此伴随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国家提出从管理转向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调动居民的自主性，来应对陌生人社会治理的多元性。这一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基层治理中居民的主动性很难被调动，参与意愿很低。

　　由此可以看出，现存治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政府既需要对高速流动的社会加强管控，又需要激发社会的活力参与治理。由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相对自发和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的矛盾并不突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陌生人社会的解释框架也受到了局限。我们不妨抛弃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框架，换一种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

　　消解“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对立框架

　　从历史进程特征看，中国一直有着熟人社会的传统。因此，抛开“陌生人社会”作为“熟人社会”对立面的假设，探讨不同形式的熟人社会，也许可以探索出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治理方式。

　　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开放程度不高，户籍管理十分严格，人们的流动性不强。城市中采取单位制的管理方式，也在逻辑上与乡村的熟人社会十分相近。不论是工作还是居住，人们都在一个熟悉的空间范围内，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很高，接触的人也相对固定。不仅如此，在文化上也延续了很多熟人社会的传统，即便是对陌生人的称呼也都有着熟人社会的特点，如警察叔叔、护士阿姨。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流动性迅速提升，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日趋变化。单位制逐渐式微，人们不仅不再居住在由单位统一分配的住房小区内，甚至在工作中的关系也日益松散。人们一方面逐渐将邻居关系与熟人关系分割开来，另一方面将工作关系与朋友关系区分开来。这一改变在很多学者眼中即是一种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认为至少在城市中，熟人关系已经不复存在。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虽然人们生活发生了改变，但人们仍未停止对群体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确定环境的追求，只是熟悉感的来源和方式发生了改变。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很难再从居住地范围内获得熟悉感。但是科技的进步、交通的便利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提升了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熟悉感的可能性。首先，互联网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接触到相同的信息，地域已不再是获取信息的障碍；其次，便利的交通让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想要去的地方，不再被一地的范围所限制；最后，不同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群体，人们可以参与不同的兴趣群体、娱乐群体、利益群体等，熟人可以在不同时空进行不同维度的交流，甚至可以在网络的二次元世界里寻求满足，虚拟社区也不断崛起。因此，从熟人社会的框架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些在“陌生人社会框架”下解释不通的问题。例如，有些研究提到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人们看起来更加陌生了，邻居之间也相互不熟识，但另一方面社会却更加包容，在不同的小团体内，人们似乎更加紧密。

　　当我们摒弃“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对立框架，从多维度的熟人社会出发，或可为我国当下的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在费孝通与吴文藻的脉络里，社区与共同体同为community一词的翻译，而在学者们的使用过程中，共同体概念逐渐脱离地域的束缚，成为一个描述人们之间紧密团结的概念，而社区逐渐被政府用作了治理的单元，更多地成为了一个地域和治理的概念。当前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矛盾在于，研究者多执着于以地域为基础，培养出共同体，但是所运用的治理方式却是自上而下的。有时可能因为一地居民有相似的需求或者利益而呈现出一些类似于共同体的特点，但很难形成真正内生性的组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项目居民参与性低，缺乏持续性的原因。即便真正地培养出具备一定自下而上生长力的共同体，也与地域特征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很难推广。摆脱了这种思维框架的束缚，就无须执着于在陌生环境中培养熟人社会，而是在熟人社会的传统下寻找治理遗产，根据不同维度的熟人团体，匹配不同的治理结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