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是新时代通过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提升基层社会乡村治理水平的创新渠道，能够真正将数字技术的红利释放到现实的乡村建设行动中去，从而赋能助力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活力充分迸发。因此，探索构建数字乡村治理新模式，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现阶段符合时代发展与现实需求的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数字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数字乡村治理路径探索目前虽已获初步进展，但总体发展水平仍具备较大提升空间，面临着资源支撑亟须加强、治理主体沟通不畅、乡土人才支撑不足等共性问题。

　　数字乡村治理的实施运用离不开资源供给和基础设施的支撑。一方面，由于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且长期的工程，涉及大量的公共产品供给和私人产品的提供，后期的运营、设备的维修、系统的升级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此很难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建设中来。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支撑也有待加强，虽然如今的农村社区在网络接入、互联网普及与应用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基础设施的种类依旧单一，在智慧农业、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建设面临着各个主体之间存在数字壁垒、协作不畅和矛盾冲突等问题。一是政府部门间的数字壁垒顽疾。现实中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问题，其中包括搭建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不相容，信息渠道不互通等多个原因，容易造成数据资源无法集中处理，信息利用效率有待提高。二是政企、政社之间可能出现沟通不畅，协作难度大。由于认知差异和职责不清，各业务系统之间不兼容、信息资源不互通，不同主体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无法形成合力，导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等问题产生。三是主体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基层窗口服务人员囿于多个平台、系统之间切换身份办理相关业务，既耗费了工作人员的大量精力，也影响了居民对业务办理效率的评价。此外，农村工作复杂程度高、综合性强，对各种数据信息的采集汇总工作量大，而街道社区各工作条口信息系统无法兼容，导致数据整合利用存在困难；村民之间也可能产生矛盾，引发邻里纠纷。

　　乡村数字治理在依赖数字技术的同时，更依赖于村民主体的积极和广泛参与。村民的数字化素养是决定其能否全面深度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关键要素。然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在乡村生产、生活的留守老人，受生理条件、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方面限制，被排斥在数字社会之外，无法充分享受数字时代的红利，更不用说参与到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中来，数字化治理手段的实际开展存在客观困难；乡村人才缺口大，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发育不充分，在基层治理队伍中兼具这种才能的管理复合型人才也明显不足，外来输入型人才受制于市场环境和自身原因，无法长期扎根农村。

　　数字乡村治理的实现路径。城乡资源要素融合不是城市单向的要素“返还”，而是城乡间要素和资源的双向输送。一是，推动城乡之间文化互构式发展，形成线上线下双向互通。发挥城市科教文化资源优势，依托数字新媒介推动都市文化服务向乡村渗透、扎根。挖掘乡村乡土文化特色，聚焦“乡村性”文化，实现面向都市的多渠道传输、多平台展示、多终端推送。二是，挖掘乡村绿色生态特色，聚焦生态型“乡土美”。打破城乡之间的空间区隔，实现城乡之间无界限联通，发挥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农场景、乡域情等乡土优势，优化农村产业链，挖掘农风、农景、农味等农村独有的产业、产品与产值。

　　实现数字乡村有效治理，关键在于打破城乡间数据壁垒。第一，推动服务信息传输高效化。为农民提供服务答疑，从而破解城乡信息的非对称现象，破除信息传输壁垒。第二，城乡数字治理一体化。利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打造城乡一体化的数据中心和网络政务中心等，实现城乡治理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提高城乡治理的数字化水平。第三，实现具体部门主体间数据互通。整合公共服务系统，开放、共享其中的数据信息，早日建成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整合数字监控系统，应该落实监控管理责任制，整合监控资源，做到统一管理、统一维护、灵活调动。

　　一方面，通过积极探索数字乡村治理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多层次数字治理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教育资源分配倾斜，广泛开展农村教育和成人教育，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数字乡村提供培训和支持服务。另一方面，基于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发展机遇，统筹城乡发展，以数字农业、数字生态旅游、小微企业等方式让年轻人看到乡村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辅之以数字空间建设而形成的情感纽带，让数字乡村建设真正做到“留人亦留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数字技术将成为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先导，因此要充分发挥先进技术要素的作用，将“互联网+”、大数据概念落实应用于乡村治理，促使乡村治理模式由人工化向智能化转型，为破解乡村公共治理困境以及实现乡村公共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路径。

　　（作者单位：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协同创新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