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塞罕坝人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图为祖孙俩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内玩耍。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如何践之于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生态人类学学者面对的重要课题。

　　转换“就生态言生态”思维。早期的生态人类学家基于对单一进化论的批判，提出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试图考察自然特征与人类生存技能之间的关联性。然而，一些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环境决定论无法充分解释适应策略千差万别的社会事实，进而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和功能特征。从此，生态人类学开始关注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里如何作用于适应的问题。这就是萨林斯所归纳的多线进化，是为新进化论的代表性流派。尽管到20世纪末生态人类学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该领域的学术观照似乎力有不逮，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发掘之处。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活动范围从本地区域拓展至全球各地，致使地方性生态问题蔓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分析方法，抑或学术旨趣，生态人类学研究作出了相宜的回应。除了聚焦于环境恶化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威胁及其解决方案，以及生态空间正义、生态权利等方面之外，生态人类学还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物种流动和全球生态系统内的互动。

　　近年来，随着“人类世”概念的提出，生态人类学逐渐转向反思人类在“人类世”里的位置和行为。重点关注人类造成的环境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并试图超越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人类和非人类的二元对立论，强调建立基于和谐共生生态伦理关系的生命共同体研究。在此背景下，生态人类学孕育出了“多物种民族志”的分析范式，旨在研究人类与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等物种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不仅考察生物体之间的生命关系，还关注物种之间建立的情感和心理联系；并且专注于多样性物种的生存如何被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所塑造，以此引导人们重视多物种的生命意义与关联价值。就此而言，以往“就生态言生态”的研究思路必须改变。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人与自然相互嵌入、彼此影响的系统中。如果发生环境危机、生态灾难等威胁性事件，那么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因此，我们需要尽早破除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积极认同与践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新理念。

　　深化和拓展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生态人类学应当如何肩负起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认为，生态人类学研究应当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如何以等同功能和视角与地理、动植物、微生物群落以及新技术等持续互动，积极发展新时代所需的生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厘清和理解主体间的多维网络关系和作用机理，并持续关注生态复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治理和新技术的环境成本等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其一，推动环境治理与生态复原。从现实情况而言，构建耦合人类—环境系统的动态平衡稳定系统是当下生态环境治理的最优选择。其中，生态复原力理论是比较契合的研究观照，旨在培养积极抵御多维破坏、努力实现生态恢复的能力。尽管这一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时间成本较大，但它关注的重点是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再生能力，因而理应成为保护实践和生态系统管理的核心。从这一角度而言，生态人类学有必要继续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复原的研究，以实现人类—环境系统的动态平衡与稳定。

　　其二，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安全管理。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往往涉及某个地区物种丰富性的丧失，这种局面源自于人类过度活动造成的负面后果。对此，“人类世”概念从全球性和普遍性的角度，对以人类统治地球为特征的新地质时代进行了深刻反思。作为一种文化时代精神，“人类世”促使生态人类学研究从全球性和历史性的角度，对人类作为主宰者的位置与行为进行深刻反思，从而推动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与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应当提防外来生物的入侵对农业、渔业和林业产生负面影响，避免多样性紊乱和生态失衡。因此，生态人类学应积极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建设、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并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

　　其三，关注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治理。气候变化不仅意味着气温的升高，也可能引发诸如极度干旱、极地冰融化、海平面上升、灾难性风暴等极端灾害，导致全球“气候难民”的数量逐年攀升。我国也是气候变化的受影响国之一。尽管我国学者对气候变化的后果作了探索，但仍缺乏总体系统性研究。因此，应当努力就气候变化制定全球气候政策和地方性应对方案、增强中国学者的话语权，使中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与实践制高点。未来的研究议题包括但不限于：探索陆地、海洋、岛屿等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抵御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考察各地区人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及节能减排的经验；发掘改善农业生产、沿海岸线的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做法；研究制定渔民、牧民等“气候难民”生计替代和生活重构的保障性条件等。

　　其四，控制数字技术的环境成本。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球生态环境领域中的运用，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数字时代”。例如，“淡水生态系统探测器”提供了关于世界上永久和季节性地表水、水库、湿地和红树林的相关数据，有助于环境管理者全面高效地评估世界水资源状况。然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互联网治理论坛”的讲话中提醒：尽管数字技术正在塑造历史，但我们的社会是更美好还是更糟糕？这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问题。法国的能源转型智库公布了一项研究，2013年至2020年期间，数字技术的能源消耗增加了约70%。英国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每个英国人每天少发一封电子邮件，那么每年可以节省16433吨的标准煤。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在数字化时代里，生态人类学应当关注如何让数字技术更好地为绿色化、低碳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怎样在数字社会中建设零碳社区、培养绿色生活方式，进而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时代变化赋予了生态人类学更多的学术使命。我们坚信，只有始终秉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扎实推进生态人类学的教研工作，才能收获高质量的教研成果，为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学科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长江退捕渔民的生计替代与生活重构研究”（22BSH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